《丧钟为谁而鸣》中曾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人类的传统生活中，群居的生活形态早已根深蒂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交流中，媒介的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信息爆炸的催化剂。如果人是个体的生活状态，舆论还可能存在吗？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标准答案。我想，这应该是这本书中所述现象的一个缩影。假使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舆论脱离了群体便不复存在，并拿出强有力的证词，占据辩论的有利局势，剩下被对方压迫的持相反观点的人，辩论的声音会越来越小。由此成为沉默的螺旋，无时不刻影响着媒介的发展。
书中在讲到“孤立恐惧”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否认人的社会性本质吗？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一样，假使没有了社会性，会不会不一样。人的社会性促使人们害怕被孤立，愿意被其他人注意和喜爱。也许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这种社会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集体生活的成功。但是，其中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才有意识地赞扬独立和成熟的思考，以及对通过自己思考所作出的判断的不容动摇的坚持。
即使在很微小的群体中，也能找到沉默的螺旋的影子。相信学生时代的我们，尤其是小学初中时期，在回答老师的过程中，如果和自己持有相同答案的人很多，在内心里基本坚信了自己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万一再有成绩靠前的同学站在自己这方，那心里更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而不同答案的人，即使自己的才是正确的，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这种现象放大了来看，便是个人意见的表明，这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在感到陷于孤立的时候，就完全变得害怕和小心翼翼；而当他在集群中，并且认为在这个群体中许多人和他的想法一致时，他会更有力和更胆大。”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的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赞同采取相同行为的人是我们的一大共性。不管是处在学生时代还是走入社会，我们总习惯与那些同我们思维方式较为接近的人一起交往。这也是传统思维上的“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文中用康纳德·劳伦斯《匿名群体》中的鱼群的群体行为来讲述采取相同行为的例子。成员之间相互有着某种影响，个体之间有着某种最简单的“共识”的形式，这些使得群集聚合在一起。当有一条鱼感到危险并逃走的时候，他会用同样的情绪感染其他鱼，使他们也感觉到它的恐惧。而在我们人类当中，忧伤的、快乐的情绪也会在无形中影响到周围的群体，尤其是那些与你紧密联系的群体。而被孤立的，失去与群集联系的个体就会受到生存威胁，这就更能显示出相同的群体行为的影响力。
所以，群体中舆论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然而这不能说明不存在能改变舆论的可能。在社会群体中，不害怕被孤立的人能够改变舆论。而这一类人，就是持异端论者、先锋者、局外人这些舆论的挑战者。他们对舆论的挑战，有时候需要漫长的岁月，有时候甚至为之付出宝贵的生命。如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挑战，对社会主流思潮的“叛逆”思想，最终让他死在舆论的火场中。哥白尼虽然死了，但是他打开了“日心说”研究的大门，在后来科学的发展被证明他的探索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位敢于挑战社会舆论的科学家，让世界的发展，扭转了格局。
在读《沉默的螺旋》时，我不得不想到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群体中沉默的现象做了描述。“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舆论中，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处于意识对立的中央，所以媒介的意见有时候不等于公众的意见。沉默的螺旋理论始终强调媒介如何使自己的意见变成公众意见，成为舆论。然而很多时候，公开发表的意见与公众自己的真正意见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有面上舆论相当一致，也显得颇为平稳，但潜在着社会意识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某种危机，并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优势群体对媒介的把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真正体现民意的。着也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给我的很大启发。
而在舆论的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传播工具——刻板成见。刻板成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集体无意识病态”。显然这样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公众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思想的结晶过程——从意见变成充满感情的刻板成见。李普曼对这个词的理解给了我更多的思考方式。“当文字放在钻板里浇注成固定的形式时，就可以按照意愿，复制任意多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刻板成见的例子有很多，小农经济主导下的安土重迁的思想，科举制影响下的寒窗苦读，甚至这些传统的刻板成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人的思维。中国人根深蒂固升官发财的思想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仍然可见。当然并不排除陈旧的刻板成见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另一方面，好的刻板成见遗留下来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改善媒体的生态环境。
舆论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活在信息的世界里，活在媒体的世界里，所以有职责守护它的生态环境。信息的本源就是人类自己，所以除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能主宰舆论的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