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热门文章上看见了一篇文章，说的是许多优秀的作者在平台中得不到关注，却在其他的写作平台上得到了签约或者出版的机会，确实，简书就是这样。但现实也是这样，甚至要比在简书更加严重。
从最初人类有了文字，可以记录自己的行为之后。知识，或被称为真理，就掌握在少数有权之人的手中，并且是世袭的。其余的百姓也只能“安心做奴才”，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此，柏拉图编造了一个“谎言”，即把人分为三类：用金子做的人、用银做的人、用铜和铁做的人。而知识，总是掌握在用金子做的人手上，或者叫做卫国者们的手上。为了使其余两者不要起僭越之心，柏拉图得出了一个结论：正义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起了僭越之心，那么就要遭到城邦所有人的谴责，把这样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伦理学的问题。
直到19世纪末，随着英国《每日邮报》的兴起，大众文化也有了把精英文化覆盖掉的趋势。在这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与政治家们对于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两方各执一词。但是讨论归讨论，实施与否又是另一件事。
在中国，这种情况稍微好点，由于有科举制的传统，中国从不缺乏人才，但缺点是这样的人就会显得非常死脑筋。后儒们也被人称作“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伪君子，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但但即使是这样，也没做到文化普及的效果，知识依然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有钱或者有学习欲望的人的手上。
贾谊在《阶级》中就曾把皇帝比做是登上殿堂的阶梯最高的那一层，大臣在再下一层，然后依次往下推。因此，右迁就代表着你与殿堂的最高的那一层更近了，反之，左迁就代表着你与殿堂的最高层更远了。但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轻松，每上升一层所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但这样的情况随着你的阶级越高慢慢的消散了。
所以，如果某人不幸处在最底层，那么他想上升一层的困难性就要比处在上层的人大的多得多，困难的程度也是处在上层的人的数倍。除非这人是像贾谊一样的天才，步步高升，但就算是贾谊这样的天才，也是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二岁。
就算知识普及到了每一家每一户，那么按照贾谊所说的这个逻辑推理，也可以得出像柏拉图对正义的定义那样的结论，即每个人都必须做好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因为这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政权的稳定性，这才是贾谊所想要强调的。
皇帝的儿子也是皇帝，铁匠的儿子也是铁匠，杀猪的儿子也是杀猪的。但事实总是非常残酷的，直到现在也不乏这一事实的影子。在当时，一个人没有知识，就代表着不知道这一不成文的规则，当然也有人通过自己的经历体味出了这一规则，所以老人言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这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一格言的主要来源。
但是到了现代，随着教育与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有了每个人接受知识的权利，并且庄子也说过知识无涯，在无限的知识中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性的接受知识。对于一般人来说，相比于一个深奥的、难懂的知识，当然愿意选择自己更愿意看的、更易懂的知识，通俗文学便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并且，在心理学上也可以为这一事实找到佐证。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简书上乃至互联网上的关于谈情说爱的、时事热点的总是可以讨得别人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