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妈妈那听到大伯患肝癌的消息的时候，头上好像突然出现一个倒计时的钟。

“不确定，但可能时间不多了。”

人在某一瞬间可以突然相通很多事情，比如时间、比如生命、比如陪伴，也同时会抛出更多的问题，一些一下子无法想通的问题。但至少能够确定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无论如何，我要回家，争取更多陪伴的时间，大伯的时间不多，当我的时间还很长，我可以把部分时间拿出来，用来装载和他一起生活的回忆。

妈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要保密，因为我家人悲观的心态是一脉相承，我爸爸是平静而决绝的，进ICU的那一刻就决定不再坚持，我二伯是自暴自弃的，拖着尿袋什么也不想，活一天算一天，而我大伯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什么，他心底的温柔、眷恋和悲观会让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没办法预料。

妈妈让我做好和大伯告别的准备。我很讨厌“准备告别”这种事情，结果已经明确了，你只能和时间赛跑，争取这场告别能让所有人心安，但那是不可能的。

也许和别人不同，我没有抱着一个面对将死之人的悲怆来过之后的日子，反而更冷静地计划着，如何尽最大限度把自己的时间匀到陪伴这件事上。首先，我需要和公司打好招呼，提出请假的计划，其次，安排好自己的工作，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回家，专心投入到生活中，以及，如何完成大伯的心愿。

大伯说过，等我妈退休了，和她一起旅游，到北京来找我，但大伯拖着患有糖尿病的身体，腿不一定能好，带他出去玩会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只要我提出来，尽力去说服大哥，大概这件事能成。我没有把握，我担心我的懦弱、怕事会导致这个愿望落空，但我内心深处明白，仅靠和大伯喝茶叙旧，是远远不够的，我手上的一点小存款，也可以为了大伯全盘托出。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无力的，没有勇气说服大伯去化疗续命，也没有能力替家里人做决定，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让家里人不要这么难堪，眼睁睁看着倒计时继续，一刻不停歇。“至少我明白，最最不该的做的是，抱着侥幸心理逃避自己本能承担的责任”，我这么安慰自己。

回想到今年清明，我、妈妈、姐夫、大伯一起来给爸爸扫墓，大伯蹲下来，抽着烟，沉默地看着盆里的火焰和纸屑，不知道他那会儿心里在想什么。在那个时候他是否已经有预感，自己的身体正在发出危险的信号？

我也开始反思，是什么造成这种眼睁睁看着亲人生命流逝的情况屡次出现？是无视身体警告的过度挥霍，是固执地秉持并不正确地生活习惯，是不到位的自我健康检查，我简单地排查了原因，给出了应对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只能争取到身体健康的亲人，这样对待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人们，是不是不太公平？我不希望人们的离去，留下的只是教训，我希望我们能相视而笑，心满意足地看着彼此离开。

但是我做不到，倾尽一切，挽回我的大伯，我的爱还不够，我觉得我的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愧于拥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连自己预想的责任都没办法完成，我会更后悔。

我一时冲动，觉得需要记录些什么，所以将想法都写了下来。我并非有冷眼旁观之意，只是希望，今后的我，能给如今的我所做的决定，提出建议，给我彼时的疑问，做出回答。

估算了一下，大伯也才六十几，好年轻，我总觉得我能活到八十岁，生命的宣判降临到大伯头上还为时过早。

今后梦里住的人，怕是越来越多了。

2021.7.21

早上上班前给大伯发了消息，晚上大伯才回复，第一句话就是“我睡的太久了，没来得及回复你，对不起噢。”作为现在的一家之主，大伯病重，却还顾及我的感受，一瞬间，觉得我才是该愧疚的那一个。

这次聊天不长，以大伯催促我吃完饭为结束，末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自己会注意作息，一定会好起来，他语气明朗，我真的以为他可以好起来。

后来，大哥也给我打了电话，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着从他眼里看到的一切，说他接到大伯住院的消息，听了身为资深医生地老同学的建议，安排大伯出院，接到家里，又紧急住到镇上地医院，这段日子以来，他受到的煎熬，一点不比大伯的要少。

大哥说“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我觉得，总是有办法的，大伯还没有去更权威的医院，接受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最重要的是，大伯一直是乐观的，他觉得有希望，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我很不解。

我再和妈妈聊天，妈妈说，真正决定大伯命运的，是他最亲的家人，我们作为亲属，没有办法干预什么。

原来这才是无力感，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对于亲属的生命，你没有资格做决定，没有办法发声，只能做一个近距离的旁观者。

这才是让我最难过的事实。在面对生命的抉择时，一个人的责任边界，是由另一个更亲近的人决定的，而后者的责任边界又由在生命治疗领域有发言权的人决定，第一个发出通告，所有人便循规蹈矩，不得越界。

我想把和大伯所有的聊天记录保存下来，但我不敢点开语音。听大伯对自己康复的希望，想到大哥放弃的决定，这种矛盾，放到谁身上都觉得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