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

在华盛顿，真正的统治者是看不见的，他们在幕后行使权力。

——  费利克斯·佛兰克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豪斯上校名叫爱德华·豪斯，上校的称号是得克斯州州长对他在得克萨斯州地方选举方面所作贡献的表彰。豪斯生在得德克萨斯州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父亲托马斯在美国内战期间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早年在英国读书，和很多20世纪初的美国银行家一样，他更意视英国为祖国，并与英国的银行圈子保持着密切关系。

1912年，豪斯发表了一本后来引起史学家强烈兴趣的匿名小说《菲利·德鲁:管理者》，在小说中，他构思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掌握了美国两党的权力，成立了中央银行，实施了联邦累进收入所得税，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建立了社会安全体系，组成了国际联盟等。他在书中所“预测”的未来世界与后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其“预见力”直追凯恩斯。

其实，豪斯上校和凯恩斯所写的与其说是未来的预言书，不如说是未来政策实施的计划书来得更加准确。

豪斯上校的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瞩目，书中对美国未来的预测与国际银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豪斯上校很快成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

为1912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问题，民主党的大佬们专门安排豪斯上校“面试”候选人之一的威尔逊。当威尔逊来到豪斯在组约的宾馆，两人详谈了一个小时，彼此深感相见恨晚，用威尔逊自己的话说就是：“豪斯生是我的第二秉性。他是我自己的另一个独立存在。的想法和我的难以区分。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做他建议的一切事情。”

威尔逊通过《美联储法案》

191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当选总统的威尔逊，从1913年到1914年，威尔逊的政策和立法，几乎就是豪斯小说的翻版。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

1921年7月21日,豪斯将“国际事务协会”改组为“外交协会”，“调查”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和参与建立美联储的270名政界和银行界精英加入了该协会，华尔街的银行家慷慨解囊，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了。

外交协会——美国精英们的“中央党校”

“(外交)协会的成员对社会具有着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响力。他们用财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的优势所建立起来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破产与军事崩溃的道路。他们应该看看自己的双手,，那上面沾满着上一次战争已经阴干的和最近一次战争仍然鲜红的血迹。”

——  《芝加哥论坛报》1950年12月9日

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的仆从。”

——  约翰·拉里克，路易斯安那众议员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三人例外，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几十年来，两党轮番执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交协会就是美国精英们的“中央党校”。“一旦外交协会的核心成员决定美国政府的某项特定政策后，外交协会规模庞大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全速运转，他们推出各种理性的和感性的论点，来加强新政策的说服力，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贬低任何反对意见。”

美国参议员威廉·金纳( William Jenner)曾说过：“今天，在美国通向独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国会、总统和人民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个宪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们的政府和政治系统之中，还有一种权力，它代表着“精英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过时了，时间在他们一边。

美国的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曾经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同样，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国际银行组织，但它却刻意保持着低调，几乎不被公众所注意，因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种交易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所有的贷款和黄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抵押，在交易中国际清算银行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央银行愿意把这些并不复杂的业务交给国际清算银行来做，并任由它赚取极高的手续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秘密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当时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正处在最严重的时期，而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构思一个美联储的放大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根据1930年的海牙协议，它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它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和动荡的30年代和40年代，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相应地，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就是这个沙赫特曾于1927年与组约美联储的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共同密谋策划1929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开始追随纳粹信仰。他所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各国中央银行家进行一些秘密的资金调动的难以追踪的平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以帮助德国将战争尽可能拖得更长一些。

194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摩根索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却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愉袭珍珠港之后两个月，美国已经全面加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托马斯·麦基特里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给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年人们最终发现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际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拖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摆到了桌面上。

尽管麦基特里克在战争中有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被称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全组织非常做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从(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采了

——  斯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被黄金间接兑换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诸多重大议题，赞成票必须达到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它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揽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在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  理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

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么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么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增加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增加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细成员往往也是其他组织的成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订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

——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圆桌协会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

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1973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尔特·利维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84名成员参加了那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的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器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着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美元随石油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有两者。

——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

1975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的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凭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詹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还是(武力的)征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