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把四书五经背熟弄懂基础打的差不多以后，就要准备学习做八股文了，这个叫做“开笔”，对于有志于科举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作文的学生先从“破题”学起，然后按照八股文的格式一步步学下去。在最初阶段一般先生会告诉学生八股文的格式要求，以后先任由学生发挥写一段时间；在学生找到如何写的感觉以后，先生再慢慢指导如何能够写好，当然少不了要求学生继续去背一些优秀范文慢慢体会。

八股文格式要求很严格，没有长期的训练、良好的逻辑、对经书倒背如流般的熟悉和深刻的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四不像。如果前期的基础打好了，随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也是有章有法。胡适在老家绩溪念私塾，十四岁时从绩溪去上海新式学堂念书，本来分在五班，老师出题让他作文，可怜的胡适同学这个时候还没有开笔，只能勉强写了百余字的短文交差。结果老师看了文章后，直接让他连跳四级到二班，可见功底的重要性。正是鉴于基础的重要性，曾国藩按自己的经验写信要求自己的儿子读完五经以后再开笔，特意嘱咐说晚一点十四岁以后再动手作文都没有关系。八股文整个练习过程差不多要花三年时间，等到学生把八股文能完整的写出来了叫做“完篇”，父母还会宴请先生送上礼敬，这个叫做“完篇酒”，意思是感谢先生教导，我家的子弟可以出去参加考试了。从开蒙到喝完篇酒整个过程差不多要花十年的功夫，也就是大伙熟知的“十年寒窗”，之后就是漫漫征途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念书，所谓书香世家的子弟就有所不同，他们会从《说文解字》开始。章太炎在日本闲来无事教了几个学生，有人带着词典去上课，惹得老头大动肝火，差点将此人撵出门去。后来有人私下询问原因，老先生说上他的课不带《说文》而带近人编撰的词典，那是对他的侮辱，说文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清代的经史、词章、训诂等学问名家辈出，这样家庭的子弟和名家的弟子一般要继承研究学问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不以考科举为目的，念书内容就有很大的区别。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接受的是素质教育，大多知识面比较广博，当然和家学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人家的小孩学习功利性比较强，都是直接瞄着科举考试要当官去的，所以玩命的专研时艺，这个在清代叫做俗学，和现在的应试教育是一个意思。曾国藩就是这种“俗学”教育的典型代表，中了进士后在北京遍访名士学习，才算是开了眼。这两种方法说不上谁好谁坏，大家追求的目地不一样而已。但无论哪一种方式，比起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素质教育强太多了，因为现在所谓的素质教育除了增加小孩子的负担以外，看不出它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试教育保证了起码的教育公平；而素质教育，您家里如果没有吃过这口饭，同人家几代积累家学素质竞争，凭什么？

在学校里小孩子不听话是常事，那个时候的先生管理方法也很简单：上学第一课就会告诉你塾规；违反塾规的学生一般按照轻重程度处罚，轻的就数落一通，重一点的打手心打屁股，最重的处罚一般是关堂——放学以后不许回家饿肚子守学堂。打手心也有个讲究，只打左手，因为打伤了右手写不了字小孩正好偷懒。一般小孩子挨了打也只能哭，连家长都不敢告诉，因为告诉家里人后说不定还会再被暴打一顿，打完了家长还要带着小孩去给先生赔礼道歉。之所以说关堂是最重的处罚，因为一关堂家里就知道没有好好念书挨了先生的罚，就等着挨家里的揍好了，想躲都躲不过去。调皮的学生只能暗地里报复先生，所以大伙在笔记小说里经常看到学生跟先生斗智斗勇作弄先生的笑话，也是事出有因的。

先生处罚学生可不会管九代单传什么的，打人的戒尺上就刻着字：“一块无情木，单打书不熟。诸君若护短，希望莫来读”。那时教育学生可不讲究什么教育方法，大伙都信奉“严师出高徒”。现在的人一般也就是两代单传，小孩子就已经到了说不得骂不得打不得的程度，作为鲜明的对比，问题恐怕不仅仅出在教育体制本身上。

所以教育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学校、某个老师的事，教育一出问题批评的矛头全部指向他们显然是不公平的。也许作为家长，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自己应该如何教育孩子，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如果仅仅把教育当做一种替代家长管教小孩的服务，那么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孩子会习惯性的当自己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