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个深褐色、口径约5厘米的竹筒子，筒身刻着简单的竖条纹，刻缝里还残留着油亮的白色粉末。
这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竹筒子，就是我儿时家里用来量米的升子。
每每回乡下看望母亲，偶尔瞥见母亲当宝贝样收着的米升子，我的思绪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是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常常缺粮少米；像我家那样人口多、劳力少，加之作为主劳力的父亲双目失明，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
在我10岁前，农村还是大集体年代。记忆中，我们一家5口，每月最多只能分到60公斤稻谷，仅能吃得半饱不饱，还经常断粮。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个小伙伴在上学途中经过队里的一片红薯地时，每人挖了一个小红薯捅在裤兜里……到次月分粮时，我家被队里扣了15公斤谷。那一月，一家人多挨了好多天的饿；栏里的猪少吃了糠，嚎得更凶。平时脾气不好、对我凶巴巴的父亲，那次除了叹气，居然没有骂我；母亲也没有从竹扫把里抽出竹条。
印象中，我家这个米升子，似乎不是用来量米做饭的，更多是用来借米、还米的。经常看到母亲会在上午将一个小木脸盆挽在左腋下，右手拿着米升子，走出家门——家里五张嘴等着母亲借回米来下锅。
很多时候，母亲会挽着空脸盆回到家里，眼睛红红地憔悴着。那时，有余粮剩米的人家不多；即使稍有余米的，也会因你之前借的米还没还而婉拒。
少得可怜的自留地里的红薯叶、白菜叶，常被母亲这个“无米巧妇”摘回家，在烧红的铁锅里燎熟后供我们充饥。秋后的红薯地里很少有粗过拇指的红薯——叶子都长不赢人嘴，哪来的时间和营养长红薯？！
最让母亲尴尬和伤心的是，有一次她的哥哥、我的大舅天煞黑后来到家里,母亲出去半个多小时后空着手回来，烧水泡了一瓦罐茶给舅舅喝。舅舅知道了我家的窘境。过了两天，大表哥背着10多公斤米，翻山越岭送到我家里交给我母亲，喝了一口水就走了。看着远去的侄儿，抚摸着白花花的大米，母亲的眼睛红了，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
我10岁那年，农村分田到户，家里分到了三亩多水田。早、晚两季稻收上来，除去上缴征粮，余下的粮食还无法达到按需煮饭的程度。常常不经意间撞见母亲取米做饭时，会将刚好装满0.5公斤米的米升子斜个80度的角。母亲笑着对我说：“伢崽，有米的时候要记得无米时呵。”文化不高的母亲说话直白易懂。
青黄不接的时节，母亲依然会不时挽着瓷脸盆、拿着米升子，去到队里条件好的人家，打空转身的次数倒是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母亲会在红薯上面放少量米，煨出香喷喷的红薯饭；饭熟后盛起酥软的红薯饭，将锅底剩下的红薯中夹着饭粒的锅巴铲起，擂成糊状后倒入米汤，那米汤饭常常比干饭还俏。
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粮食慢慢多了起来。偶有不能敞开肚皮吃的时候，母亲会劈开一个南瓜，和上米粉子做成南瓜粑粑，或将豆角煨在饭里，紫色豆角饭好香，豆子粉粉的……
90年代初，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当上了警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妹妹和弟弟也相继离开父母去闯自己的天地，一家人渐渐天各一方。已不再缺粮少米，原本一家5口，慢慢变成了11口的大家庭。
2004年，父亲因患胃癌去世。父亲的胃病应该离不开“饿”这个祸头。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粮食逐渐富余。不知何时起，家里的米升子换成了不锈钢的小盆子，人多多舀、人少少舀，全凭心意和需要。
而今，乡下城里正经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早几年，弟弟将一亩多水田挖做了鱼池，自养的鳙鱼、鲢鱼、鲫鱼煮出来的汤像牛奶一样稠，一碗鱼汤可以顶两碗饭。3年前，弟弟在老家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已70岁的母亲伴着弟弟一家在乡下，每天帮着做些择菜、扫地的杂活，身体尚硬朗。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准备土鸡蛋和地里的蔬菜。
“金辉，得空回来一趟，带点红米到岳阳去吃。”就在我构思着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地里的辣椒、茄子已经吃了几餐了，回来尝尝鲜。”莫非母亲与我心有灵犀？我想，那是必须的。
挂断母亲的电话，我的脑海中满是当年母亲挽着脸盆走出家门的身影。不觉间，泪水盈了眼眶……
已“退休”经年的母亲的米升子，盛着我儿时多少辛酸困苦的记忆，如今回味起来，却分明有着无尽甜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