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值日的时间，椅子全部都搬起来，摆在了桌子上。老师敲敲讲台，“值日的同学留下来，其他人去吃饭！”，这耳熟能详的声音我已经倒背如流了。像往常一样，我提着满满两桶水走回教室，放在地上，长出一口气——可是哪里有值日生的影子？除了一个擦黑板和玻璃的同学来洗毛巾，教室里的人一瞬间似乎全部隐形了。
我跑出去，我们的卫生负责区空荡荡的，见不得半个人影，我以为他们已经高效率完成了，但地板上还有雨水的痕迹。各种值日工具也仍然整整齐齐摆放在原地，我拿起一根拖把，干净得很，不曾有沾过水和地板的迹象。虽然对劳动工具的尊重莫过于保持它们的整洁，但这些人未免也太极端了。
虽然只剩下两个人，但班主任既然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是坚守岗位了。无论怎么说，刚才的确有人扫地。但是，一拖把下去，再举起来，上面已经沾满了纸屑，扫地？我敢说，这些人的扫把是磁悬浮的。啊，这群偷懒的家伙，随便糊弄下就完事了，但我们怎么办？只好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把那些烂摊子收拾完。
晚饭后，那些人也三五成群回来了。我们俩已经报告了班主任，因此晚上的班会实际上变成了法庭。那些被告的供词一样：他们打算吃完回来再干活。而问卫生委员为什么不管的时候，他一直支支吾吾，可我们明白得很，他跑得比自己手下人可快多了。
啊，我明白了，这些人的耳朵是像终端一样，连接在卫生委员的“服务器”上的，恰巧“服务器”又患了间歇性耳聋症，并没有听到老师的话，就一级接着一级全盘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