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要概括，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的地位。
我国的天文从很早就开始发展了，虽然它一直被归类为阴阳术数之学，不像正统考四书五经的科举是读书人做官的出路。但是，不可否认天文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其特殊的地位。也正是如此，无数的“有志”青年投身这门当时的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的学科，例如，明代开国功臣刘基刘伯温；朱棣先生靖难时的功臣姚广孝；还有上述英宗复辟时的重要策划者，官至内阁首辅的徐有贞先生。也正是如此，历朝历代均设钦天监作为皇家天文机构，其作用主要是观测天象、推算历法、进行授时。
2.举例说明“天命——中国古代的官方首要科学”的原因。
自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出现政权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一直建立在对“历”和“律”，以及天象事件的掌握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像我国这样如此重视天文学，因为统治者被认为是上天的“代言人”。这最初象征着维系天地之间的和谐，但后来也转变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使统治者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责，还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从而让上天认可自己（作者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但这样看来，皇帝实在是个累活，既要管地上的事，又得管天上的事）。所谓的“天子”就是上天之子，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与宇宙的中间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双重性：天地不是分离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君王们必须解读天象，才能明白上天的旨意，这一特性使中国的天文学成为官方首要科学。
3.详细说明，我国的历法原则及规律，并简要说明我国历法与欧洲历法的异同。
①历法对于一个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不言而喻，但我们还是来讲讲）。历法的准确与否和帝国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二十四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用来指导农业的历法历注，与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每一个节气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所到达之位置，反应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代表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注：如今的历法使用“二至点”和“二分点”作为不同季节的开始，一年的开始也不是从某个季节开始的，而是处在季节的中间。我国传统历法则采用不一样的季节开始时间，它在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这四个主要节点之间又加入了其他固定的节气，使其与实际气候相符。因此，春季的开始时间不是在3月20日，而是在2月4日左右，即冬至（12月21日，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和春分（3月20日）之间。这是白昼开始明显变长的时候，很适合作为向另一个季节转换的标志。同样，冬季的开始也不是白天最短的时候，而是白昼开始变短且寒冷逐渐来临的时候，这大约是在11月8日，即秋分和冬至之间的一天。此外，我国的天文历法没有明确地定义四季，而是采用二十四节气这种更富有诗意的概念来表明时节，例如“惊蛰”“小雪”这样的名称。）。且我国的各种传统节日由此诞生，比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②我国传统历法是如何制定的呢？可以说，各个文明基本上都是基于太阳和月亮这两个主要天体的运动周期来制定历法的，以此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但它们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协调这两个周期？月亮的周期自然形成了“月”，不到30天就会重复一次。太阳的周期就是一个“回归年”，大约为365天（注：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约为365.2422天（即回归年）。如果我们每年都按365天计算，那么每年就会少了大约0.2422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异会逐渐积累起来）。然而，矛盾就是这些周期之间没有一个合适的“公约数”。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安排时间的主要依据。欧洲的历法选择以太阳周期作为基准，将一年定为365个太阳日，这样的代价就是忽略了阴历月，代之以人为划分的30或31天的“月”。伊斯兰历法选择以月亮周期作为基准，用12个阴历月（即“朔望月”）组成一个354天的“阴历年”，这也意味着与一个完整的回归年相比，它每年都会有11天的变化。在大约33年的时间里，所有季节所对应的日期都将循环发生变化。在我国，人们选择寻求另一种方式来调和这两个周期，创造了一种阴阳合历。这种历法遵循阴历的连续性，当历法日期与回归年之间的偏差积累到一个足够大的时间间隔时，就会再插入一个“阴历月”。因此，中国的一年通常是12个月，但如果是闰年，就会有13个月。
4.简要说明，宋朝的客星事假的过程。
一个盛夏的清晨，在开封司天监的观象台上，天文学家杨维德（一说：惟）没有错过这样的一次天象奇观。这是宋朝第四个皇帝仁宗在位时期的至和元年（1054年），农历的五月刚刚开始。就在己丑日这天，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月亮正在逐渐落下，太阳即将升起。夜晚即将结束，杨维德也准备结束这一天的天象观测任务，他望着即将迎来天明的地平线，发现了天关星附近的一种奇怪的光芒。这种光芒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虽然不能完全分辨这颗亮星，但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强烈的光使它如同满月一样明亮，但这时还只是月初，月牙此刻应该位于地平线稍上的位置。即使在两个小时之后的黎明时分，太阳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杨维德仍然可以看到这颗亮星，它就像金星一样。他意识到，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作为一名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且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皇家天文官员，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些在他之前的皇家天文学家，都担负着记录这些历史天象的职责。在唐朝的时候，以及在大宋开国之初乃至在此之前的48年，都曾有这样的天象出现。杨维德断定，此时出现的这颗亮星应该是“客星”。为了确保它不是与此现象极为相似的彗星，杨维德又连续观测了几天。他发现发光点仍然处在同一个位置，一颗崭新的亮星在那里，就守在天关星（金牛座ζ）附近。于是便有了上面最开始的纪录。杨维德一直关注着这颗亮星，将近两年后，当它即将消失时，他再次记载了这件大事，“客星没……”。
5.详细说明，明清天文学衰落的表现及原因。
①明朝统治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使其能够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去探索世界。这时的中国逐步放开海禁，加大了对外贸易的规模，同时开始允许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欧洲的传教士将与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家在日食预报方面展开旷日持久的较量。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攻占了元大都，新建立的明朝取代了之前的元朝。针对元朝的起义开始于1351年，但直到1387年，朱元璋才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朱元璋将明朝的都城建在了南京，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却在1403年决定迁都北京。朱棣在北京重新修建了宫殿，这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紫禁城。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开始逐步展开。从1405年到1433年，在皇帝的支持下，郑和率领一支由几百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一个世纪后，由于欧洲的海上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也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往来，中国和欧洲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密切的科学与技术交流。到17世纪，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中国古代传统科学和文化将发生一次直接的碰撞。
②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明朝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在此期间，古老的知识似乎被遗忘和忽略了。这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欧洲爆发了以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果，以及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新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欧洲的传教士尝试将这些知识引入中国，中国的皇帝也对他们的天文学相当感兴趣，甚至任命他们为钦天监的管理者。这也造成了欧洲人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的傲慢态度，他们不懂得理解和欣赏中国曾经的辉煌成就，对中国传统知识产生了严重的偏见和贬低之意，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
③传统的中国仪器具有非常独特的特点，而耶稣会传教士对此却完全不了解。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即划分为365.25度，对应的每日太阳的平均视运动为1度，这与欧洲采用360度的六十进制的西方传统相斥。当然，这种对赤道的划分方式让那些接受过古希腊天文学传统训练、习惯了黄道坐标系的传教士迷惑不解。同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将1度划分为100分，而不是60分，这也让传教士感到十分困惑。毫无疑问，利玛窦确信了这些缺点。一旦他不再对它们感到惊奇，他就这样记录道：“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即钦天监），南京也有一座，它们之所以闻名，只是由于其辉煌的建筑，而不是天文学家的学问。因为他们不具备太多的学识，更没有任何科学上的造诣。他们不过是依据前人的方法不停地修订节气和历书而已。”当康熙皇帝要求南怀仁改进天文仪器时，南怀仁并没有费劲地去了解中国传统仪器的特性，而是简单地抛弃了现有的仪器，改为采用他认为更合适的西式仪器。这些仪器很有可能借鉴了第谷·布拉赫在其著作《机械学重建的天文学》中的设计。与此同时，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南怀仁移除了中国传统的赤道仪器，更多地使用了欧洲的黄道仪器，从而让中国的天文学重新回到几百年前的状态，中国人的这项创新（赤道坐标仪器）却因欧洲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而被人遗忘。另外，南怀仁还尽其所能地对北京古观象台的仪器进行了完善，但这些只不过是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的第谷·布拉赫式仪器。由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长期远离欧洲，与欧洲本土的交流并不顺畅，而且他们的主要职业为传教士，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所以他们在天文学方面的水平也是比较有限的，他们介绍到中国的天文学知识，大多是欧洲的一些过时的内容。以上便是康熙历狱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当后来的清朝的统治者选择了闭关锁国时，西方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工业革命之中。如同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一
6.详细说明，近代的天文学复苏的表现及原因。
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衰微之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克服了重重阻碍，开始重新注重科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了在天文学和太空领域的重要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在大力发展这一基础学科，不论是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现在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天眼）；还是科大的北半球唯一的时域巡天望远镜WFST（墨子）；亦或是未来即将上天的中国的“哈勃望远镜”CSST；无一不彰显了国家对天文学科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