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1931年到1937年，钱穆在北京大学教授国史，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讲授“中国通史”等课程的讲稿基础上著成的。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大任教，一见如故，相互引作知己。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人生活不便，安排他住在汤宅前院一书斋，并介绍老友熊十力、蒙文通、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给钱穆认识。他们常相过从，钱穆尤时时与汤用彤研讨，贯穿着他创作《国史大纲》的前前后后。“中国通史”的全部课程纲要，正是钱穆寓居汤家期间写定的。他逐年添写，积累了五六厚本，成为日后著《国史大纲》的唯一祖本。
《国史大纲》的创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穆把平日讲通史的笔记底稿藏于衣箱夹层内，与汤用彤、贺麟一同离开北平，由天津取海道赴香港，再到长沙临时大学。又随校西迁，经过广西，借道越南，方至昆明。1938年4月，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在师生们勉励下，他为了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是年5月，陆续起稿。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此处距空军基地不远，成为空袭危险地带。钱穆《师友杂忆》记述：“医院地甚大，旷无人居，余等七人各分占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自9月空袭频来，他们每晨抱书稿跑警报，将近傍晚乃返。因此，钱穆决定迁居到昆明百里外的宜良县山寺里著书。
开学前夕，汤用彤和贺麟送钱穆到宜良西山岩泉下寺。方丈闻讯，出寺门迎候。他们借住在寺内的一座环境清幽的独栋小楼。时值晚秋，山林满目苍翠，桂花香溢，风清气爽。当晚，汤用彤和贺麟问钱穆：“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钱穆答道：“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无他虑矣。”次日两人走后，钱穆独居静僻古寺，继续动笔撰写构思已久的《国史大纲》。
寒假时，汤用彤与陈寅恪同来寺中看望钱穆。夜晚，清风徐来，三人在石桥上临池而坐。陈寅恪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则表示即使在此幽居一生，也心甘情愿。诸位先生的天性气质，于此可见。陈寅恪心怀离乱，忧虑难以自遣；而钱穆却似乎逍遥世外，眼中只有学术。尽管他们性情迥异，然其学术报国之心，未尝有殊。
钱穆在岩泉下寺住了半载，其间常去环境更为幽静的岩泉上寺构思写作。该寺已成为道士院，道长号静庵，清雅超俗。钱穆告知他与大儒王国维同名。道长知晓，亦爱读王国维诗词，且能随口吟诵。因道长亲切近人，且上寺泉石更胜，钱穆遂迁居于此。道士特辟出楼上供钱穆使用，自己甘居楼下。钱穆在上寺心境更佳，除坐火车赴昆明授课外，都在山中专心著书。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先后历时13个月，如期完稿。他晚年忆起这段山居时光还动情地说：“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在钱穆旧居前，现立有一米多高的纪念碑，题曰“钱穆教授著书处”。
1939年6月，钱穆在《书成自记》中写道：“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该书强调合格的国民必须认识本国的历史，“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是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与汤用彤的“同情默应”研究方法相类，当是两人研讨得出的共识。他们都对中国文化有精辟识见和深厚感情，认为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历史进程，天之不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文化。作为学者所应做者，就是以学术贡献复兴民族文化，通过传承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信心。钱穆先发表了《国史大纲》开篇的《引论》，指出中国文化有其独立发展的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陈寅恪赞誉《引论》为“近世一篇大文章”。
《国史大纲》几经审查周折于1940年6月照原样出版，共8编46章，50余万言。钱穆在扉页郑重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书中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春秋笔法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各级标题点睛出时代特征及变化，透见出作者的历史智慧与创识。该书发行后，便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抗日救亡的热情，为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时汤用彤悉心引导上中学的汤一介读书，特别叮嘱：“这是钱伯伯的《国史大纲》，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会对你有用的。”汤一介被《国史大纲》深深吸引，他后来评价：“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著《国史大纲》后的学术转向
钱穆撰定《国史大纲》，因昆明屡遭空袭，乃于暑假携稿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顺便回苏州探母。汤用彤拟接眷属南下，遂与钱穆同行，从昆明出发，先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钱穆将稿交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钱穆和汤用彤抵沪后，同赴苏州。
此行途中他们的一番谈话，开启了年届不惑的钱穆重习英文、研读西学、兼治佛学的研究方向。汤用彤问钱穆：“《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钱穆请他给些意见，于是汤用彤建议：“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但钱穆感叹：“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汤用彤谦辞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还说：“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径。”钱穆回答：“余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虽然钱穆当时有些畏难，但后来还是采纳了此建议。钱穆返苏州，侍养老母一载。他与汤用彤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书摊尽是东吴大学散出的西书。钱穆委托汤用彤为他挑选好书，拟在此一年闭门勤读。汤用彤为他择购三书，钱穆嫌少，嘱其多购。汤用彤坚辞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
汤用彤为钱穆选购之书，前两本都是中英对照小说，最后是由美国两学者合写的当时最通行的英文原版《世界史》。汤用彤为钱穆如此选书颇有道理：首先，小说故事情节对于英文程度尚浅者来说，不仅有阅读乐趣，而且因有译注参考，容易入门。其次，钱穆身为史家，读过大量中译本外国史书，以此基础来读英文原著，虽开始会很吃力，但联系其史学知识，再借助字典，则不难理解。况且史学为其兴趣所在，故易于坚持读完，英文水平自然得以提高。正如钱穆所言：“余以《史纲》方成，亟喜读之。……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之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