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农民，种地是把好手。他也是个木匠，地里忙完，就在家里干些敲敲打打的活儿。
老宅的院子里有一棵碗口粗的老榆树。搭好架杆，铺上木板，打截好的圆木就竖直捆在榆树上。父母脚踩木板，分立在木料两侧。两人撑开大锯，一人向后拉，一人身体顺势向前倾，一来一往，木头“滋滋”作响，锯末如雪花般飘落。
拉大锯是个体力活儿。“两软夹一硬，二人把腰弓。使人泼头汗，只为上下那道缝儿。”流传在匠人之间的这首顺口溜，是拉大锯场景的真实写照。
小时候，父母拉大锯，我就在旁边玩。母亲经常一边拉锯一边逗我：“拉锯扯锯，婆婆家大槐树。大舅打，小舅拉，婆婆烧个骨橛哄娃娃。”这是现在我能记起来的仅有的几支童谣之一。
父母常常赶晌儿或者摸黑拉大锯。大锯条宽两寸，厚约一毫米。在日复一日的拉锯声中，锯条越变越窄，越磨越薄，直至在父母手中断裂开来。
出树有危险，是个技术活儿。我十五六岁就跟着父亲一起出树了。树根四周的泥土刨去后，父亲就把大绳抛向树叉，套牢，依照树的长势和风向确定拉绳线路和树倒的方位。父亲先在树倒的一侧锯开一道外宽内窄、酷似鸭嘴的豁口，然后在另一侧锯树。两边锯口快重合时，树身开始晃动，根部发出金属般断裂的声音。这时，我们就半蹲着，身子向树倾倒的方向靠近，锯树速度也加快了。树轰然倒下的一瞬，两人才抽身而退。
树倒之后，木桩上留下一些薄如纸片的“毛刺”，父亲称之为“树筋”，长的有一两尺，短的仅有三五寸。父亲用锛细细地将它们一一除去。他说：“做事要有始有终。‘树筋’伤人，往往是贯通伤，很难愈合的。”
二姐戏称我们是“棍棒之家”。院里院外，墙根墙角，床下楼上，立着的、躺着的，到处都藏着棍棍棒棒。这些木实在父母眼里可都是宝贝：圆木长的冲开可作板，短的能作“衬”；粗料能作椽，细木可作铁锨把儿。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父母虽然子女多，但日子还过得去，比有些人家强多了。父亲赶晌打辆车棚，做张耧，或者摸黑做盘枣木耙，打张床，拉出去，多少都能换些钱回来。
父亲学艺，颇有些传奇色彩。父亲十四岁那年成了孤儿。大姑、二姑夫先后收留了他。二姑父是个木匠，他干活时，父亲就在一旁观看，天长日久，竟然学会了木匠这门手艺活儿。他先做推板，又做纺花车、坐车，最后连耧、织布机、泥瓦活儿也都会做了，算是个真正的木匠了。
父亲心灵手巧，干什么像什么；母亲忠厚笨拙，只能做些下力气的粗活。两人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父亲年老以后，做最多的还是坐车。坐车又称轿儿，是幼儿坐的一种童车。它榫卯结构，实木做成，有四十二个眼儿，二十七块料，上面还留有大便口、尿道沿儿，做工比较复杂。
坐车做好后，父亲便骑上三轮车，装上三四个，沿村一路向下街村进发。下街是回民聚集区，生意人多，娃娃多，好卖货。有时走不到地方，坐车就被沿途的村民“哄抢”光了。父亲空车回来，不管卖什么价，母亲总要数落他价钱卖低了。
有一年，父亲去庙街赶小满会，被人偷走了一百多块钱，回到家后唉声叹气。母亲劝慰道：“财去人安。那些木头疙瘩，又不值几个钱。我们无非下点力气，多费了几天功夫。”闻听此言，父亲豁然开通，端起饭碗，吃了满满一碗捞面条。
父亲现在已九十高龄，八十六岁那年还做了几个坐车。他说：“坐车只要不被雨淋，轻轻松松可以使用几十年。济源如今有这手艺的已经没几个人了。”
十几年前，父亲给几个子女每家都做了一辆车棚，一个坐车，一架十米长梯，一把锄头，一张推板。
父亲说：“我老了，干不动了。这些东西居家过日子离不了，以后留着，也是份念想。”
2018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