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不清那个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只记得那时我听到那个传言的时候，心中无比沮丧。那时，我是个极度悲观的人。刚从抑郁症的状态走出来没多久，我的发小又突然猝死，他的离世，让我这个宿命论者再次陷入困境。

2012年的12月21日是个星期五。那天，我如常上班。坐在工位上什么也不想做，也做不下去，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内心忐忑不安。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玛雅人的预言是在当天的下午三点二十左右，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包括地外天灾都会纷至沓来，将整个地球的大陆板块撕碎，谁都别幻想着能够逃出生天。

当天中午，公司老领导突然要聚餐，说新年将至，以奖励我们前一年的辛苦付出。这再次让我产生联想，难道这是最后的午餐了吗？

我在聚餐时，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在场的每个人，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都将作古。

下午，我写了一张便条，藏在一个铁盒子里，又把盒子放在抽屉里的最深处，我希望那张便条在“第六次地球物种大灭绝”的若干年后，被彼时的高阶文明看到，让他们知道地球在很久很久以前，曾出现过由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亿人共同建立起的多种族文明。正在我浑浑噩噩的时候，公司领导在微信群里发了“下午有雪提前下班”的通知。通常我收到这种消息时，会立马收拾东西夺门而出，可那天没有，种种反常的举动，让我感到十分惶恐。

等同事们纷纷离开公司之后，我对着电脑发呆，直到电脑进入了休眠状态。我看着黑色屏幕里映出的脸，感到很陌生。我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狠狠地将烟雾喷在电脑屏幕上，那张脸好像变得扭曲、模糊。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不停地抽着烟，直到接到一个哥们儿的电话。他问我在哪儿，一会儿要去哪儿。我说在公司呢，不知道要去哪儿。他说在我公司附近，一会儿去游车河吧！我答应了，开始缓慢地收拾起东西。

当我走出公司大门时，他已经到了。我没说话，直接上了车。他猛踩油门，车子一路向东。当车行驶到阜成门立交桥时，他说去景山吧，我嗯了一声。他边开车边抱怨北京冬季的阴天，雾霾严重，灰暗阴冷，没有生气。我看着车窗外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每个人把自己包裹得像个粽子，臃肿又笨拙，而且眼神呆滞。

我们登上了景山的万春亭向南望去，那片古老又雄伟的建筑群尽收眼底。他问我怎么了。我叹了口气说没什么。他说今天是世界末日。他的话就像一根钢针扎进了我的脑子。我看着被阴云压得透不过气的故宫，内心更加郁闷。我问他信命么。他说信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说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离三点二十还有五分钟。我说没想到最后是咱俩在一起迎接末日。

他笑了笑说他也没想到。我也笑了，那种无声的笑，透着无奈、无助、无趣。我问他一会儿陨石从天而降时，是先砸角楼还是神武门？或者直接砸中我们所在的万春亭？他想了想说希望直接砸中万春亭，而我们就会像电影《2012》里的科学家一样，可以亲眼见证伟大时刻！

我看到了他说这些话时，眼神中的光。

我再次看表，指针已经到了三点半。我说已经过了时间了。他低下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对他的表情很是不解，但没有说话。他说走吧，一会儿该下雪了。我点了点头。

当晚，我们走进我家附近的涮肉馆，又叫来了很多朋友，美其名曰：为了新生活。每次碰杯时，都会高声说玛雅人是骗子。而他直到所有人散去，都一直闷闷不语。我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说没什么。我说世界末日过了，新生活来了。他笑了笑，哭了。

我以为他喝醉了，没再说什么。我和他走出饭馆儿时，外面银装素裹，我冲天空呼了口气，分不清是烟还是水雾。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我边内心骂着三字经边去开门，门外站着的警察马上让我困意全无。警察说他死了，而我是他临死前最后接触的人。警察问了我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开始我还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可慢慢随着回忆，我的眼泪开始滑出。

终于，警察站起身要走。我问警察，他是怎么死的。警察说，自杀。我说不可能！警察说在他身上找到了遗书，遗书里写的很清楚，他厌世。我对警察说既然知道了死因，为什么还来找我？警察抬了抬眼皮说例行公事。

警察走后，我呆坐在沙发上，掩面而泣。原来，末日对他而言才是最好的安排，他宁愿把赌注押在一则流言上，也不想再与命运抗争。而我却因为流言惹得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个傻子。

星期一上班时，我趁中午办公室没人的时候，从铁盒中取出了12月21号写的那张便条，用它引火，点燃了一根烟。青灰色的烟，在屋内久久未能散去。越聚越多的烟雾，随着空气轻微的波动，慢慢的...慢慢的，勾勒出了景山的万春亭，和他的脸……

那是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