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山村，山村四面环山，景色宜人。
立在村头，放眼望去，房屋密集，唯有一栋老式的黑砖瓦房十分抢眼。这房子世代相传，房屋中的木质门板、窗棂、梁檐呈现出一种令人压抑的灰黯，屋里的墙角粘满蜘蛛网。
爷爷去世的早，父亲与他的兄弟跟着奶奶一起过。作为长兄的父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靠挑担子卖豆制品维系生活。十八岁那年，父亲应征入伍。
父亲告诉过我，东边房曾经是他的新房，我和大姐在这里出生的，西边房住的是他的弟弟。西边房上有一个板楼，板楼上堆放着陈年谷子。
祖房的东西房门对着门，属于我家的那间屋子有三十多个平方米。屋里的木材都很原始，有的有碗口粗，赤竭色的，两间房子的隔墙都是木板，尽管这样，木材仍然经久耐用。厅堂的屋顶上，依稀可见瓦片，中间有块不大的天窗，像这样的瓦片随时都有被风吹刮掉。房虽破旧，但是，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依然犹存，厅堂还摆放着横条供桌。
1958年，正值大跃进，红红火火的年代，有谁知道，在这间不起眼的黑砖黑瓦屋内，一个本不该出生的毛孩，伴随着一阵哭啼声，降临到这个世界，这个毛孩，便是我了。
差不多两岁吧，父亲退伍，被安排在城里工作，舍不得丢弃我们的父亲，举家搬到城里定居。母亲告诉我，那时，城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全是泥土路。赶往城里的路，他们走了一天。走在城里的路上，他们像逃荒似的，父亲挑着担子，像个货郎，担子的一头是我，另一头是姐姐，走过平坦的路，还要翻山越岭，来到当时的东村一间草屋里。草屋里简陋，一张床和一个破旧的桌子，就是全部的家当。
为养家糊口，靠着父亲每月十多元的工资，生活艰难，看着揭不开锅的灶台,母亲便与附近的居民结伴到山上挖野菜，跟他们探路子。到草屋后面的山上挖野菜充饥，对此，父亲没有反对，只是心疼。后来，母亲在一家化工厂找到工作，成了一名化验员。母亲有了工作后，更忙了，她没有时间照看我和姐姐，便把我放到乡下，让奶奶照看。
奶奶是个地道的乡下人，小脚，走起路来极为不便。我的到来，给她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她同时要带两个孩子，一个是她的掌上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叔叔，比我长四五岁，一个就是我，在奶奶眼里，她的宝贝儿子当然重要。我呢，天生不听话，整天大吵大闹的，于是，奶奶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睡觉，一天睡到晚，我呢，睡在摇篮里，整天到晚的哭呀，眼泪顺着脸颊流入耳内，时间久了，患上了中耳炎。按理说，如果及时看医生的话，问题是不大的，当时，因为生活条件差，拿不出银子，家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料，却给我留下了最大的遗憾。
以后，慢性中耳炎始终影响着我。因为这一点，给我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以至后来，征兵、提拔、深造都与我无缘，好在我豁然开达，不在乎这个，却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坚强地面对一切，不断地战胜自已、挑战自我。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乡下度过的，即使回城，也忘不了乡下。
一年暑假，天气格外炎热，我和妹妹、堂妹跟着奶奶到乡下去。我们一行四人乘大客车翻山越岭，来到远离城区的一个镇上小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从小站往乡下老家赶，还要徒步一个时辰，奶奶顾不上疲惫，拎着大包小包，气喘嘘嘘，带着我们直往乡下奔，许是很久没回家的缘故，我们在镇上走了一个时辰后，不知咋的又回到了镇上小站。
当年的小镇狮子山，历经岁月沧桑，房屋破旧，错综复杂，分不清东西南北。冒着酷暑，我们费尽心机却怎么走也走不出小镇，最终还是进了一个死胡同。奶奶放下包裹，个个瘫坐在地上，这才知道：我们迷路了。奶奶看了看天色，又领着我们绕了几个圈子，还是未果。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望着昏暗中绵延的山丘，我气急败坏地爬到一棵梓树上，高眺远处却不见村庄，如果再这样瞎折腾，只怕天黑路又滑，弄不好要跌落河中。
我们在一户土坯墙草屋前停住了。透过门缝隐约可见烛光，阵阵饭菜香味从屋里漂出来，我直咽口水。奶奶轻轻叩门，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出来，见我们老小四人，便说：快进屋。大婶边说话，边卸下奶奶拎着的包裹。大婶关切地问奶奶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在得知我们迷路后，她说，看来，你们不常外出。
我们几个人进了陌生人家里，有些不自在，大婶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安慰道：别见外，就当自己家一样。她温馨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顿觉暖暖的。不一会儿，大婶又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和粥。此时的我已顾不得许多，大口吃起来，奶奶在一旁直劝我别噎着。
久居城里，我仍然忘不了乡村路上的石碑，并且留意起石碑。随着大片的良田被开发，村村通道路，显然乡村里的石碑已经不多了，随处可见的是赶街忙碌的农夫、整片整片的楼群。忽然，一块石碑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的双眼一亮，又见石碑了，我便绕有兴趣地仔细端详。
这块石碑经过岁月的磨耗，虽然残存，已面目全非，它由两块石碑垒成，大小不一，一块石片石，一块坟碑拼凑而成，其中一块石碑被他人人为的拦腰折断，断裂处愈加显得锋芒，齐膝高，似一道栅栏。记得童年的时候，越过这样高的石碑，十分吃力，通常是爬着越过，或是大人抱着过去的。
如今，真得遇上路中坟碑时，如何面对，我首先想到了绕碑而行。望着小路石碑两旁流淌的欢快的小溪，我反复尝试，却无法绕过，于是，我便选择了绕道而行。此时，乡村石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便对路中的石碑关心多了，多了些思考，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答案。
已近黄昏，迎面来了一位挑担子的白发苍苍老人，我向他打听石碑，他头摇向象拔浪鼓，流露出一种的无奈样子。在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时，我揣测，这些石碑或许是村与村的分界线，或许是用来挡住畜口进入庄稼的缘故吧。
童年时，特别喜欢看电影，那时，看一场电影很不容易。记得电影院就在我家前面不远处。曾有一段时间看不到电影，我就到影院的后面听播放出来的声音，即使看不到电影，多少能满足一下心里需求，能亲耳听到影片中的歌曲和人物说话，也就心满意足了。
想看电影，不如自己动手。后来，我有了自己放电影的念头。我找来一个不大的硬盒子，将两节电池捆住放在里面，接通电源后，我在盒子的一端挖了一个高十公分，宽十三公分的口子，又到玻璃厂找来了三十多块与豆腐干子大小的玻璃，把它放在连环画上描，描出来的画子，还真像呢。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是试放，试放电影要在暗处进行，大白天的，找不到暗处，我就爬进床铺底下试放电影，床铺底下场地小，挤着翻不过身来，但是，要看电影的决心始终地支持着我。我对着床铺底下的墙壁，开始放电影了，一张一张地看，看了三十张片子，全部看完后，大约二十分钟的样子，还算成功。自己放电影，最费材料的是电池，我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电池的底部用钉子钻一个孔，往里面塞盐水，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呢。
自己看电影不行，还要请小伙伴们看。为了场地，我想，总不能让小伙伴们爬进床铺底下看电影吧，于是，我在平房的三角头用石灰刷了一块白色的地方当屏幕，晚上，我邀请了许多小伙伴前来看电影。到了放映时间，小伙们端着凳子来了，也就十来个小观众。我坐在他们前面，一张一张地放给他们看，这时，有的小伙伴很感兴趣，他们凑到放映“设备”跟前看热闹，觉得很神奇。
时间长了，我觉得电影就应当有立体感。一天，放学后，经过电影院，我看到地上有一堆剪辑下来的胶片，捡起来，如获至宝。回家后，我仔细端详着胶片，胶片就像现在胶卷，很长很长的，上面的图案是《地道战》的镜头，往往是一个人物的连续动作，比如，人物抬起右腿，从胶片上看，同样动作，大约有三十多张连续的，右腿从低处缓慢抬起，这样，一个动作，只能取一张，大约收集了二十多张胶片。
接下来就是放映了，如何将胶片投放到墙壁上去。开始，我在床铺底下试放，效果不怎样，模糊不清。后来，我找来了放大镜等工具，反复试，终于成功了。当我晚上在三角头放电影的时候，小伙伴们叫了起来，问我，明天晚上还放不放了？会不会是一样的片子，我说：要看不一样的电影，等有了新片子，再通知你们吧。
想起当年看电影、放电影，觉得挺有趣的。那时，我哪叫放电影，其实与现在的幻灯片没什么两样。
过年，现在看来，就像过双休一样的短暂，大年三十过去，就大年初一，不知不觉，有滋有味的年也算过完了。小时过年，感情上，全是冲着吃喝玩来的。年前，我一直在念，还有五天，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觉得这年来的实在太慢，天真得很。过了初一，还有初二，掐着指头数，呵，呵，这年一直要过到十五呢。
那时，吃年饭，全家七口人围着老式方桌落座，每人面前摆着碗和筷子，美味菜肴尽收眼底，看了，让我们直流口水，很多菜，我们平时都吃不到的，如：甲鱼、江鱼、野味等等。
放鞭炮前，谁也别想动筷子。我一直坐在桌前数着有多少个菜，一行一行地数，差不多有二十来个菜吧，放满了桌子。我们就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听到别人家鞭炮响了，我们催促道，怎么还不开饭呀。只是父亲还有一道菜没做好，但菜全部上齐后，父亲拿着火柴盒，点燃一支香烟，撤开一包鞭炮，随即鞭炮声响起，我们捂住双耳，火药味冲天，满屋尽是。就在关门的一瞬间，我们迫不及待地夹菜，父母端坐桌前，往我们碗里夹菜，劝我们慢点吃，不要噎着。很快，我们个个肚子撑得像皮球一样的。
压岁钱，年年都有，记得只有二角钱，一直拿了好多年，这压岁钱，在我们看来，也算不少的了，我一般都是将钱收藏起来。吃过年饭，拿到红包后，穿新衣，期待着吃点心。每年过年，父亲都要在桌上摆满点心，方片糕、麻酥糖，都是家乡的特产，可以说，年年都有，我特别喜欢吃麻酥糖，麻酥糖是老家顺安产的，用两层纸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小方形、黑色的麻酥糖，吃的时候，拿出一块，掐住一头展开，可以拖到十公分长，吃到嘴里细腻、可口。
我们一般不守岁，早早地上床入睡。忽然，一阵阵鞭炮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原来，一直守岁的父亲，他在新年到来的那一刻，燃放鞭炮，顿时，屋里充满了火药味，飘到我们的房间，当我们起床后，已是早上七点钟了。
不久，乡下的亲戚来，他们的到来，给节日的家庭增添了气氛，当他们要回乡下时，我总是吵着要跟他们到乡下过完十五后，回城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