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其实思想都非常活跃，富有创新，但都尚古，其实就是重视传承，把自己的创意融合到古人的思想里，以述古的形式发表各自的创见，就像孔子之“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历代都是如此。
儒家言必称尧舜，行必法先王，善于旧瓶装新酒，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思想能够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的秘诀。
不但儒家，先秦的思想家都尚古，“古”代表着完美的黄金时代、代表着天道和权威。把新思想包装在古人的外衣下，既降低了推行新思想的阻力，又赋予了新思想神圣的光环。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把原本属于贵族的“礼”，注入“仁”的灵魂，把一套阶级制度变成了普世的道德伦理。这是儒家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以述为作”。
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但提出了“性善论”和“民贵君轻”，认为这是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继承。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崇孔孟，但实际上把阴阳五行学说、法家的集权思想、甚至墨家的一些理念，都揉进儒家体系里，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新儒学。
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借对四书的注疏，构建了庞大“理学”体系，将儒学推向了哲学思辨的新高度。
西方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断裂式的，后一个时代为了创新，往往要彻底打倒前一个时代，比如文艺复兴反中世纪，启蒙运动反神学）。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不砸碎旧庙，而是在旧庙里供奉新神，他们不否定祖宗，而是重新解释祖宗的遗训。
就算王阳明要反对朱子，他也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进行辩论，从不否认朱子，甚至写了本《朱子晚年定论》，让朱子自己去否定自己，不过他最后还是认识到心学无法被朝堂认可，只好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要确立“心即理”的学说，就必须推翻朱熹“格物致知”的权威。他通过考证，把朱熹晚年的一些书信挑出来，写成《朱子晚年定论》，声称“朱熹晚年也发现自己向外探求是错的，其实也认同向内求心”。这是“以述为作”的另类操作！他把朱熹说成心学的“先知”。
然而，学术上的自圆其说，掩盖不了现实政治的冰冷。王阳明一生平定叛乱，立下不世之功，但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对他只有忌惮、打压和猜忌。他一生都试图用“致良知”去改造这个烂透了的体制，去唤醒那些权臣。但他最终悲哀地发现，在权力面前，道德的觉醒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当他在平定叛乱后遭到诬陷，在生命走到尽头时，那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对整个腐朽朝堂的彻底绝望。也是一种终极的自我和解——外在的功名、朝堂的认可、历史的毁誉，都不再重要。只要我内心的良知是澄澈的，我就完成了一个儒者的使命。
试图用道德改造世界，是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来最核心的精神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