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
然而这个论断掩盖的事实是，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个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在关于“满足的大多数”的讨论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最清晰地解释了公众情绪这种惊人的转变及其政治影响——即使是对最敏锐的学者来说，这在仅仅20年前仍然是不可预测的。
加尔布雷斯问道：民主政体中的大多数选民基于自己的意志支持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怎么可能呢？自从投票权实现真正的民主以来，自从投票权从有产阶级扩展到所有成年人并成为一种普遍权利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毕竟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他们也几乎不会去投票，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相对容易，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前途。
因此，赞成对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抑制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赞成集中保障个体利益的人，肯定大多来自其他群体。“中层选民”肯定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距离极端贫困还有一段安全距离。
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一定是无需立即享受这种服务的人，甚至是那些真诚地希望永远不要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表面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利他的：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求得到回报，而且最好永远都不需要得到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运气使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仍能自力更生，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运气能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所处的世界声名狼藉，因为繁荣是那么不平均、那么零散、那么不可靠。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财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数更渺小、更脆弱的生命被拽入深渊。一个人需要如何足智多谋才得以安全度日？安全难道不需要比最勤勉的努力所召唤的东西更有力、更可靠的基础？
这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反问，有且只有一个答案。
情况一定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少被提及，即使问了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他们仍然需要保险以对抗厄运和其他意外，因为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不比他们的父辈更强。
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新的态度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反思：相比依靠自己不可避免带来的风险，其他可选方案似乎更糟糕。
来源：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第二部分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