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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回来的主任医生江晓琪接诊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病人，半年前开始出现肚子疼，有便血。这次是疼了两个多小时，实在受不了了才来的医院。
检查后诊断为结肠癌晚期，做手术能挺半年到一年，不做手术最多三个月。
江晓琪建议患者的女儿将病情告诉患者，以便他能安排自己最后的生活。
她的建议遭到另一位主任医生何建一的反对，他认为患者才五十多岁就被判了死刑，知道病情后肯定是受不了的，甚至会精神崩溃。
但江主任却认为病人有知情权，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最后的时光怎么度过，是躺在病床上还是去完成自己某些没完成的心愿。
江主任的话何主任也觉得有道理，但确实有些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还好，一知道用不了多久就死了，吓死的。
所以他主张用善意的谎言，向病人隐瞒病情，因为没有人能从容面对死亡。
而江主任认为患者一时无法接受是正常的，但不应该欺骗患者。
在这场争论中，中西方对死亡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没有对错的结论。
在生命尽头，该怎么面对死亡，该怎么面对亲人的离开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却又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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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去世时八十多岁，也是癌症，那个年龄，又是晚期，没有动手术的必要和可能。
在家休养的时候，老人状态还算好。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也以为不久就能好了，甚至还对病好后有一些规划。
他的叔叔（家族中的长辈，年龄比爷爷小）在一个下午将病情告诉给了他，然后爷爷当天就离开了。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子孙谁都没见到最后一面。
实际上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寿命，因为知道了病情，他把自己吓死了。
我赞同江主任的观点，但理解何主任的说法，不是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自己病情的。
如果我的爷爷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或许就不会那么快地离开。
对于很多老人而言，他们很怕知道自己得了不能治愈的病，因为那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如果告诉他们，这是小病，很快就会好的，他们心里一轻松，生命就不会那么快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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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曾经说过：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因为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所以国人对死亡有着很深层的恐惧，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我们讲究"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不仅害怕面对死亡，甚至觉得不吉利而忌讳谈论死亡，就好像我们不说，死亡就不会来一样。
但死亡确是生命中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死亡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生命历程的必然，从而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坦然地面对死亡。
不能懂什么是死亡，就无法接受死亡，在亲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就会手足无措，不能给予真正的临终关怀。
忌讳死亡，不舍得亲人离去，从而过度治疗，保全了家属的拳拳爱心，却没有给予绝症病人最后的生命尊严。
因为没有死亡教育，就连医生面对死亡也很茫然，遇到亲人绝症也不知道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
剧中吴主任听了江主任的话，没有将已处于临终状态的母亲送入ICU进行抢救，而是选择让其安静离去，全家在伤心之余也很欣慰。
所以何主任才说：
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却没人教过我们如何帮助病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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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五十多岁患结肠癌的患者女儿最终选择了将实情告诉父亲，她爸才五十岁，有权选择自己的最后时光怎么度过。也许她那一直想复婚却别着劲的爸妈能珍惜最后的时光。
很难想象一个人直到生命尽头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明天了，心里会多么遗憾和绝望。
小说《萤火虫小巷》里西雅图家庭主妇凯蒂得了乳腺癌，当切片结果出来确诊时，医生没有单独将病情告诉她的丈夫，而是直接对她宣布了病情。
西方人接受过死亡教育，他们认为一个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病情负责的，尽管那是一场死刑判决。
凯蒂没有绝望，她在悲伤之余有条不紊地安排治疗和自己的生活，直到生命尽头，尽管有遗憾但不绝望。
而在中国，很多医生也意识到不能一味地隐瞒病情了：
“对于绝症病人，我们担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严重带来的心理打击，一般提倡保护性医疗措施，即对病人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会选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也有很多患了绝症的患者在被宣布病情后，乐观地与病魔战斗，开心地生活，反而活出了医生预测的年限。
忌讳谈论死亡，只是掩耳盗铃。谈论多了，对死亡也就免疫了，也就能坦然面对这人生必然的归途。
将死亡教育作为人生的必修课，面对绝症亲人时才可以帮助其更好地面对死亡的恐惧。
进行死亡教育，坦然面对死亡，不是让我们每个人绝望地面对"人总要一死"，而是懂得生命可贵，要尊重生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所以才要好好地活着，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过好每一天。
好好地活，才对得起这短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