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寻找文字的旅程
4. 观堂解锁殷商信史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中所谓的“信史”，指的是真实可信、有藉可查的历史记载，通常必须是既有文字记录，又有实物给予印证的历史。在中国甲骨文发现前，国际主流历史学界，包括民国时期的“疑古派”学人，仅承认东周建立（前770年）为中国信史起点，商朝、夏朝因缺乏出土的同期文字证据都被视作传说，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尧、舜、禹等更是神话故事。
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特别是一位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解锁，把中国古代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为商朝进入信史时代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活在清末与民国、近代与现代相交时期。一顶瓜皮小帽，一副圆框眼镜，八字胡须，在我国那个特殊年代被视为“前清的遗老遗少”，虽然他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文学爱好者都知道王国维借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表述的人生愿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执着）；‘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顿悟）”。王国维近30岁时写就的《人间词话》，一时间洛阳纸贵。
国学研究者也知道王国维是国学大师，1925年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鲜为人知的，王国维还是甲骨文研究的先驱，是“甲骨四堂”中的“观堂”（其他三堂为“雪堂”罗振玉、“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他是“甲骨四堂”中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
年轻时代的王国维，就与“雪堂”罗振玉结成了莫逆之交。1908年，罗振玉首先弄清了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他和王国维考定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他们的研究最后导致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
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罗振玉倾其所有，收得甲骨三万多片。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也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两人约定研究的分工：罗振玉侧重对甲骨文的释析，王国维则通过这些文字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1917年，王国维在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时，能够采用的原始文献，只有罗振玉收集到的大量的甲骨文碎片。商纣王失国埋卜，刻有卜辞的甲骨长埋地下数千年，出土时肯定有一些断裂破碎；而且殷墟首先由古董商发现，他们开始是按片收购，安阳农民就将完整大块甲骨破坏成数片，以便卖出更多的价钱。
面对成千上万的甲骨文碎片，王国维只能玩“拼图游戏”（缀合），即把所有的甲骨文碎片拓印之后，试图找出一些可以拼合为完整文字的拓片。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像小孩拼积木一样，是个成年人都能拼出来。可是这样讲就错了，如果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甲骨（还不是实物，只是拓片），你还找到适当的碎片并能拼凑出文字来吗？就算能拼出来，你能解读上面的重要历史信息吗？
聪明睿智且坚韧不拔的王国维，不仅会认读甲骨文，而且要找到可以拼合的碎片。历经数月的艰辛，他终于在这个“拼图游戏”中，发现并缀合了中国甲骨文史上最重要的一版甲骨文拓本。
这版甲骨文原本是三个碎片拼接（缀合）而成，王国维只发现了其中前两片，后一片是“甲骨四堂”中的“彦堂”董作宾后来补充上去的（参看《甲骨文合集》编号为32384的甲骨文拓片）。
王国维写道：“两片疑本一骨折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断痕若合符节，文辞亦连续可诵。”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两个碎片原本是被折断的，如果把两者合一，不仅断痕吻合，而且文字也连续可读。然后，他惊讶地读到了“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主壬三，主癸三……”。
王国维知道，殷墟甲骨文主要用来记录殷商王室或贵族祭祀或占卜的文本，以上文字中的“十”、“三”，很可能是祭祀物品的数量，例如三头牛、十只羊，而“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请等一等，王国维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列熟悉的帝王名字，他赶快找到司马迁编撰的《史记•殷本纪》，其中赫然记录着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名号：“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其中“甲”即《史记》中的“微”的别名，而“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与《史记》中记录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先公先王名讳大体相符，只有个别顺序误差。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存在着大量“祀谱”，记录的是祭祀先祖的时间、祭祀方式、祭品数量等内容。而这些祀谱严格按列祖列宗的次序排列，可看作是一种“变相家谱”。
王国维继续写道：“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于大甲，其名皆在焉”，也就是说，他通过此组缀合及其后的继续研究，根据所发现的“变相家谱”，一举解决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古代信史上推及商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的“拼图游戏”还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等商王世系大体可信，或者说，太史公的《史记•殷本纪》所言基本属实，足见司马迁治学之严谨，中国古代信史可以从东周推及殷商，即向上推进了约一千年（从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向上推进到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同时，他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先王名讳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重建了商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商王世系表》。
王国维称自己的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即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伪，与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的方法说明，只有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的历史才能进入信史。
王国维的这篇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以及前一篇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为“甲骨四堂”的罗振玉是第一个阅读者，读后赞赏有加。“甲骨四堂”中的“鼎堂”郭沫若则赞颂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甲骨文是唯一沿用至今的古代文字系统。王国维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商朝的存在，更是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商周至现代的连续性。这种“文字—文明”的延续性，使甲骨文成为中华文明没有断裂的核心象征之一。
王国维之后的考古学者，又新发现了诸多可以证实商王朝存在的甲骨文新证，例如，国家图书馆保存的这片甲骨文实物，“祖乙”(第13任商王)的名字，就是《史记》中关于商王世系记载的印证之一。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尚没有从现有出土的甲骨文上读到有关《史记•夏本纪》相对应的信息，让《夏本纪》也成为信史还有待新的“王国维”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