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育很迟，一直没有长开。到了十八岁，才勉强知道男之为男、女之为女的异同。十八岁之前，我的状况很糟糕，借用一个女同学对我的精当描绘：又黑又瘦，还长青春痘。没有背景，四代贫农，母亲又常年患病。这样苦大仇深的孩子，应该充满愤怒的正能量，咬着牙认真学习，握着拳头专心听讲，发誓跳出农门，报效祖国，感恩父母。可我却越出了穷孩子的轨道，走向了另一面：我不以穷为耻，反以穷为荣，不听课，不做作业，下课打闹，上课睡觉。而且又自以为是，特别张狂。这样的孩子，要是有人喜欢，那肯定是很奇怪的事。所以，顺理成章，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没有和任何老师建立感情。不但没有建立感情，反而和个别老师发展成为仇人。
初中的历史老师姓赵，他对我厌恶之极。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老人家不准我听他的课，他一走进课堂，就说：后面那个姓熊的娃儿，你给老子立起来，把书拿起，滚到外面去听！我就拿起书，嘻嘻哈哈地冲他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滚”到了教室外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赵老师讨厌我当然不是因为我黑，也不是因为我家里穷，是因为我“扰乱了正常的课堂秩序”。在他的历史课上，我要么做数学作业，要么和同桌（我记得是刘明泽，或者是胡德）摆龙门阵。我在历史课堂上做数学做业，不是因为我喜欢数学，争分夺秒要攻占数学高峰，而是因为数学课我几乎没有听，没有记， 而是偷偷地看小说，所以我必须用历史课的时间去补数习题。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历史课上做数学题，数学课上读小说，语文课上看政治，政治课上看化学，英语课上打瞌睡，不是不认真，而是认真跑了扁。
有一次历史课，我记得那天赵老师在讲台上认真地分析春秋某个列国的经济形势，见我漫不经心的样子，就抽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偏偏答对了。我于是满不在乎，捉住数学书就开始做作业。就在我陷在有理数和无理数之间进退无据的时候，赵老师像一匹快马，呼地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作业本就撕。因为本子太粗糙，他没有撕碎，气得脸红了。我于是建议：“赵老师，拿回家慢慢撕！”赵老师听出了轻浮与挑衅，他气急，呼地甩了我一耳光，还骂我一句很脏的脏话。耳光的声音就像经霜的萝卜；脏话就像石匠的錾子。两样东西都是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任务打磨，但我坦然接受了。赵老师的耳光让我偶有不适，觉得太重了，而且还伴有脏话，不是君子所为，但并没有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心灵上的和肉体上的。甚至，我还要说，我得感谢赵老师， 我在教室外面系统地站着听了两个月的历史课，不但没有摧毁我的意志，却变态地激发了我对历史学的兴趣。后来读高中，我选择文科，应该与这一段经历有关，与对历史学的兴趣有关。
第二个打过我的老师姓唐，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那年春天的某个下午，我被唐主任打了两耳光。那耳光的声音干净而又清脆。多年后，当我怀想中学生活时，首先响起的就是耳光声。
啪啪！啪啪！
唐主任长得威武、雄壮。宽阔的脸上，埋伏着几条有棱有角的咬肌。他讲话喜欢挥手，喜欢跺脚，喜欢用闪电般的速度骂一些粗话。
有一段时间，学校连续举行学生大会，围绕的就是一个主题：关于学校食堂饭盒丢失的问题。
学校蒸饭的格局是学生自带工具。瓷碗铜盅铝盒摆满几大张桌子，上面做着各式各样的记号。灶很大，就像烧瓦的窑子，一共四口，一字摆开，很是状观。如果陌生人闯进伙房，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小型炼钢厂，或者认为这是军队制造秘密武器的地方。
这么多的盛饭工具，这么多的学生，识别自家的蒸饭工具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的同学为此要花半个小时。当找到自己的饭碗时，饭已经冷了。夏天还行，要是冬天，冷饭的滋味很难受的。如果是现在，完全可以在碗底印上条形码，用扫码枪一扫就行了。
因此，端错饭盒成为常事。有许多学生吃完了饭，才发现端错了，忙忙地跑出来，发现案板上没有饭盒了，知道对方也端错了。不要紧，下次换回来就是了。我有几次端错饭盒的经历，其中一次发现碗底下居然有腊肉干，这让我的心狂跳了很久，脸都红了，就像偷拿了别人的东西。
但最近出现的现象，不是饭盒端错了，而是失窃的问题。而且是连续失窃，导致有的学生吃不上饭，在学生中造成恐怖，这让学校非常着急。
每一次学生大会后，学校就组织力量集中搜查。某次搜出了十几把刀，某某次搜出了黄色书籍《少女之心》。唐主任在会上骂：“狗日的小东西，还看黄色书。这要是搁在六十年代，是要坐大牢的。知道不知道？哼，知道不知道？”
有一天下午，我被唐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熊海舟，你晓不晓得我找你做啥子？”
“我不晓得！”
“真不晓得？那，这东西为啥子在你床铺下面？用报纸包着？”
唐主任没有任何铺垫，从抽屉里拿出了两个空空如也的饭盒，猛拍在桌上。我马上明白是怎么会事了。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一转眼又全变白了。
“说吧，为啥子在你的床下？”
“我我我我我可啥子都没有做过啊。”
“全校几百名住校生，为啥子就你的床铺下面有这两样东西？”
我缓过劲来，缓过劲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在陷害我。事情在对我万般不利的情况下，我的应急反映就是说理、辩论，我不能卡掉，一卡掉就证明是我偷的了。“在我的床铺下，就能证明是我偷的？唐主任，假设你办公室死了一个人,而你手里恰恰又有一把刀，就能证明人是你杀的吗？唐主任，是这样子的吗?这符不符合逻辑?”
唐主任拍桌子：“你批娃儿别给老子说逻辑。你娃儿本来成绩不错，努一下力，考中师中专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也不想误你的前程。我给你娃儿一个机会，认错。你承认吧，承认了，写一份检讨，存到你的档案里。表现好，几个月后我们把检讨就取出来！”
我脖子一拧：“我没有偷，我不写检讨！”
唐主任火了，哗地一下把桌上的饭盒推在地下，咆哮道：“你个狗日的娃儿，你承不承认？”
“我没有偷，承认啥子？”
“还说没有？”
“没有！”
“啪”的一声，唐主任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趁热打铁：“有没有？”
我脖子又一梗：“没有！”
“啪”又是一耳光。我感到鼻腔一热，嘴里有了咸咸的味道。一种液体缓缓地顺着鼻管流了下来。我一抹，是血。
看到我的血从鼻孔脸到嘴上，又从嘴上流到胸脯，再从胸脯流到肚子上，再一点一滴地滴到地上，唐主任有了怯意。是的，怯意，这怯意明白地写着了脸上，然后一闪而逝。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心中对自己说，你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你坚持了，胜利才会朝你走来。
有人喊来了班主任鲜礼老师，我说：“鲜老师，我没有偷，我不会偷，我再穷，也不会偷。”
鲜老师说：“唐主任，这娃儿虽说调皮，但他还没有当偷儿的能力！”
就为这句话，我把鲜老师当成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鲜老师现居成都，我去看过他两次。问他还记得这事不？ 他说，记得，记得，你站在那里，一身是血，看起来很造孽！
第二天我跑回熊家沟了。我那时除了自尊一无所有。连自尊都被剥夺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呢？我把书包一扔，说不读了，欺人太甚了。母亲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了她。我母眼圈红红的。父亲晚上回家，知道了这件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然后在黑乎乎的煤油灯下郑重地挥了挥手：“娃儿，打落牙和血吞，吞了，吞了就是一条好汉。”事隔多年，我依然清晰无比地记住了我父亲的这句话。
后来，“打落牙和血吐”“性格决定命运”“管他妈的”，成为我一生中的三条座右铭，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在鲜老师的坚持下，学校再次进行了认真调查，但一直无法查出真正小偷，倒是很干脆查出了看《少女之心》手抄 本的那几个学生。唐主任没有向我倒道歉，他怎么会向一个学生道歉呢？他是主任，高高在上，而我只是匍匐在他脚下的一名学生，即使错了，也错得有理。不过，在一次学生大会上，他暗示这件事抓错了。他说，他会像老鹰那样盯着学生食堂，总有一天那些偷饭的坏种会在他面前显形。
事隔多年，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偶遇了唐主任。他早认不出我是谁了，后来通过别人的介绍，他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拚命地摇了摇，说记起我了，作文很不错，当过范文在全校念过呢。我笑着说感谢了，没有唐玉任，就没有我今天。这话半真半假，半对半错，至少可以明确的是，唐主任的耳光让我身体里那种叫着尊严的神经元素复活了。我至此明白，尊严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失去它，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人与动物就没有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