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家里周日的晚餐常常是一只锅，鸳鸯火锅热气腾腾。红油辣烫，肥羊肥牛、绿蔬菜白菌菇，还有杂七杂八的荤素丸子放入半边辣汤锅内涮，晚辈喜欢。吃饭时女儿无厘头的言辞层出不穷，她从不吝啬地炫耀自己偏爱的辣味，不止一次地说：“上海没一样么是好吃格”。

平时凡她很关注网红食物，在我看来她最爱就是来自成都和重庆的味道。重庆成都她去过好几次了，旅行中的快感，她赞不绝口的就是那里的小饭馆。她说：“那里的小饭店没有一家的菜是不好吃的，每家的味道还不一样，哪像上海小饭店每一家的菜都一样的难吃”。

我说她是变异的上海人。上周日吃火锅时我们又扯到了这个话题。她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是没故乡的漂泊的人”。没等我开口说什么，她便补充道：“我说的漂泊不是说没地方可去，我说的是自己没有故乡的概念，人家都说难忘家乡的味道，小时候味道就是对故乡的记忆，这种记忆我没有，我不知道自己故乡在哪里”。

我不吱声。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自己从哪里要到哪里去？这是个问题。此问题可大可小，随人而言。可言也不可言，假如我说出自己对她这个想法的意见，必然会遭到反驳。他先生在一旁打哈哈：“你的故乡不就是张家港嘛！”我婆家在张家港。

女儿就像没听见，她自言自语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安徽的印象很深，两排房子（那是我曾经工作的皖江属地的一所乡村初级中学），没有围墙，周围都是田地，那一点画面记得很牢。”

这个记忆是她三四岁期间生成的，那画面里有我们当时的家。这一点记忆在她的潜意识是不是故乡的存照？是不是故乡的记忆？这个只有她自己说了算。

女儿是在上海浦东公利医院出生的，户口随着我落到安徽郎溪姚村中学。当时我和老公分居两两地，南京一个家，安徽一个家，南京到郎溪长途车4个多小时，往来极不方便。产假结束后，用医生朋友写的病历卡和病假条帮忙，我长期不工作了，上级部门也仁慈让我每月领20多元的生活费，准了我领劳保工资在家带孩子。

后来我先生所在的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的一位女副校长心肠热，女校长认为，我不可能不工作，调入江苏南京的希望渺茫，不出省调动，到南京边上的安徽当涂县去工作是不难的。她让她的先生带着我的老公去见当涂县政府的一位官员，官员和她的夫君是铁哥战友，校长觉得只要那位官员出面，我调到当涂工作，这样和先生往来就方便了，每周能往来算不上分居生活。果然如此，那位官员邀请了一桌子当地的要员喝酒。酒桌上就把此事搞定了。

事后陪我先生同去一位老南京的朋友 对我说：“你没看到吃饭时那个老头的鸟样。他拍着桌子将讲‘我同意的事情，哪个敢挡？’教育局长骇的，乖，本事呃！”

南京到当涂很方便，我去的银塘镇也叫黄梅山，那里是马钢的矿山之一，镇上的居民小半是马钢的矿工。附近还有一个极小的火车站，早晚有通勤的绿皮车停靠，我老公作为铁路员工享受免费坐车的待遇。周末上午他上完课坐快车到当涂，赶到我那里的家，啥都不耽误。周日下午早早地吃了晚饭，步行40分钟到黄梅山坐慢车回南京的家，车上还能备课，慢悠悠地晚间10点半准到家睡觉休息。他回忆那一时期的日子感觉很好，认为一辈子中最值得怀念。那种期待和行动，简单的满足是幸福快乐的。

在银塘中学，我遇上了两个上海同乡，其实一个年较长于我的，她教我女儿称呼她“安徽妈妈”。

安徽妈妈姓黄名镜芙，学校美术和音乐课是她的活，学校的部分行政杂务也是她的事。当时她40岁左右。带着细框的眼镜，小号的国字脸，端庄漂亮。黄老师是上海一个小资本家的女儿，少女时期她喜欢上自己的家庭教师，结果是嫁给了那位家庭教师。听她说自己后来进入合肥一所工业技术中专学习，她和他丈夫都在合肥工作过。黄老师很不幸，婚后没几年所爱的人就得肺病死了。那年他们的女儿还没到上学的年龄。

黄老师的身世我从未问过，断断续续地也从同事那里听到一些，听了也就听了，不说我也不打听。我去过上海复兴中路黄老师的老家，帮黄老师取衣物，带到安徽。她老家是老上海的新式里弄排房，红漆木地板，煤卫设施齐全，并不比现在的落后。她和前夫的女儿那时在上海读初中，她小学也是在上海读的。那天黄老师80岁的老母亲和我说着小姑娘的未来，她发愁，没有上海户口，小姑娘只好再做安徽人去。

黄老师的父亲十年动乱结束后拿到了几万元的工资补偿费，不就他就心脏病猝死，他太太和黄老师的女儿相互陪伴，黄老师有个弟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刘胡兰的村庄教书。后来调到安徽芜湖县一中工作了。

在学校里黄老师的男人我叫他朱师傅，他是县肉类加工厂的工人，杀猪的。温化大哥命期间据说黄老师被吃官司，朱师傅也被吃官司。在牢狱里，他们认识了。后来就结婚了。

我教女儿喊朱师傅“老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黄老师解释：安徽人对伯父的的称呼和上海人不一样，被叫老伯伯的,安徽人认为就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

我女儿还是按着上海的习俗，把朱师傅叫作“老伯伯”。我女儿叫“安徽妈妈”时，因为上海腔，奶声奶气的听起来就是“安倍妈妈”了。

黄老师告诉我，朱师傅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部队的机械师，部队撤离大陆时他舍不得三个儿子和老婆，不肯去台湾。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当涂。这种技师在当时找不到工作的，三反五反又被镇压，撇下老婆儿子去了阎王殿报到。之后老婆就疯了，很快又追了去报到。朱师傅三兄弟怎么活下来的，黄老师没跟我说起过。有一回黄老师告诉我，她拿出所有的积蓄叫朱师傅去买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朱师傅看到一叠钞票呆了好久，兴奋地不停地说：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钱。

朱师傅小黄老师好几岁，长得有点像著名影星孙红雷，眼睛比孙洪雷大，很帅气的一个青壮汉子。他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天来回五六十里路，雨天圩区土路泥泞不堪，生活之路实属不易。

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来自学校旁边一个不大的水塘，家家都有水缸。有一天，天黑好久了。我听到了朱师傅的歌声，他放声唱着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插曲“送战友，上征途……”

朱师傅去水塘边挑水好像很开心。朱师傅的嗓音真好，飘到我耳朵里的歌声有一两句很像从歌唱家那来放出来的。他边走边唱。我屏住呼吸细细听，心里很有感叹。

他们的儿子小涛十一二岁了，有一次我给了他一根我老公从南京带去的大香蕉。小涛吃后对他妈说：香蕉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