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干什么，人追求什么。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历史时，常常忽略国际背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闹“文革”的时候，全球形势动荡。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几个事件中体现：越战，第三世界革命，学生运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事件，那就是 1970 到 1972 年的保钓（保卫钓鱼岛）运动。
在这些运动中，简单的分类就是左中右。哈佛哲学系，蒯因、古德曼是保守派，而他们学生辈的王浩、普特南（身兼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是铁杆左派，他们总站在学生和被压迫人民一边。王浩为红色中国呼吁，普特南则参与了进步工党（毛派政党）的建党伟业。他们和邻居乔姆斯基呼应，普特南和乔姆斯基屡遭政府和校方骚扰。
这个大背景下，王浩辞去哈佛教职，去了洛克菲勒大学。若干年后，王浩远离政治。普特南这样一个铁杆左派居然在 1994 年六十八岁时举行了犹太人的成年礼皈依犹太教（注：犹太人成年礼应是在十三岁生日）。
我觉得普特南太幽默、太反讽了。只有八十多岁的乔姆斯基还在坚持自己的革命和批判立场。我每次想起王浩、普特南、乔姆斯基这哥仨，都感慨不已，嗨，谁没有过革命和爱情啊：“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以这三个人为原型写部小说，一定很好看：幻想破灭，但心还在。
由于失去信仰，王浩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变期。他的智力伴侣哥德尔也于 1978 年故去。这段时间他同老同学何兆武的交往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王浩每周都要同何兆武通很长时间电话。
事业的成就的同时，他又开始了一段新恋情，并迅速结婚。妻子是捷克裔诗人兼舞蹈票友汉妮（Hanne Tierney）。从朋友的反映看，他心情愉快，制定了庞大的写作计划。他想写三本书：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干什么，人追求什么。
他、汉妮和何兆武同去德国海德堡时，何告诉王浩山里有条当年黑格尔散步的“哲学家小道”（Philosophers' Walk），何和汉妮休息，王浩自己走了一趟，何问王感觉如何，王说：from nothing to nothing（从无到无）。
王浩计划的三本书中，只写了“人能知道什么”，就是《超越分析哲学》，副标题是“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公正对待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只是搜集了素材，写了若干片段的文章。我理解他在《超越分析哲学》中的方法，即：边思边史。
作为结束，让我引用哈佛哲学家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在 JSL 上的纪念文章：“王浩和哥德尔的对话是两位思想家野心的共鸣，一个从西方传统中找根；另一个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内心从来就是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