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的“官吏”其实是指两种人群，一种是“官”，另一种是“吏”。除了地位上的不同之外，最本质的差异便是分工不同，“官”主要负责“制定政策”方面的工作，“吏”负责“执行和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整个政府机构中“吏”占了绝对地多数。以此度之，社会生活中人们接触最多的不是“官”是“吏”，而是“吏”。

一、小人物办大事的“刀笔吏”

“刀笔吏”一词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详细的则要追溯到青铜时代的一种器物——“削”。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古时的读书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因刀笔并用，历代的文职官员也就被称作“刀笔吏”。

《战国策·秦策五》：“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汉书·张汤传》：“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对“刀笔小吏”都有提及。自宋元后，人们又往往特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刀笔吏”如刀之笔的操纵，往往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刀笔小吏”有关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关于飞将军李广的一段记载。书中写到“李将军广者...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匈奴闻之色变的飞将军李广，最终因受不了“刀笔小吏”的纠缠而选择自杀，不由得让人感叹。

“吏”并非是一个固定的阶层或者人群，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相当部分经世之才的崛起是出自“刀笔小吏”队伍，也有相当一部分名震寰宇的人物的陨落与“刀笔小吏”有莫大的关系。

看似在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无足轻重的“吏”，利用其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前端身份往往可以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如果不关注“吏”这一人群的动向，是无法准确洞悉官方行政领域的问题的。

二、“以名入仕”的察举制

“以名入仕”以察举制为代表的，以风评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后期迅速败坏，“沽名钓誉”这个典故的出现与此大有联系。“以名入仕”最大的特点便是“裙带性”。“裙带”本是妇女服饰上的附件，一说到“裙带”，人们就自然想到由妻妾、女儿、姊妹的亲属攀援而形成的妇女姻亲关系，进而引申出由女人带来的官场利益关系等等。

历史上多个王朝的兴衰都表明“以名入仕”最终必将“官场”演变为“裙带式”的状态，“裙带式”的选人用人方法的弊端是毁灭性的。

东汉后期，朝廷选拔人才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这种体制最终被大官僚、功臣家族所把持，而其门生、故吏为了功成名就，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得以高中栓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一般只关注被评定者的家世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才实学，以致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确立，彻底打破了士族门阀的垄断，最终形成“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臣”的人才流动盛况。

经历了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乱”和鲜血淋漓的“五胡乱华”之后，西晋政权最终倒塌。作为它的继任者，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方面，不得不依靠自中原南迁的士族以及南方士族的鼎力相助。司马睿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竟然扪心自问“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为了维持这种“共 治”体制局面的生存和发展，东晋朝廷必须对它所依赖的权力阶层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

隋唐时期是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期，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受魏晋南北朝门第观念的影响，隋唐时期门阀士族间通过联姻建立的“裙带式”的关系网实力依然强劲，隋朝尝试“科举制度”的举动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唐朝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门阀士族迎来了巨大挑战，科举制的兴起使很多出身低贱、寒窗苦读的士人有机会从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在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王朝的阶层流通才算真正实现，“唯才是举”的理念开始深入人性，“王侯将相宁有种”的局面背彻底打破。

三、“以文取士”的科举制

古代“以文取士”的典型方案便是科举考试，具体形式是在统一、客观的人才选拔标准，使得选人用人更加公平合理。隋文帝杨坚时期，中国便已经开始尝试“科举制度”；唐朝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唐中后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完善，旧士族也需要依靠科举达到入仕的目的。

唐朝时期开始，旧士族要保持昔日较高的社会地位，就需要与天下庶人们一起参加科举。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旧士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他们在朝廷中也占有了相当的份额。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朝廷中的上层官员都是出自高等文化之家，但这些人不再是旧士族的代表，他们拥戴李姓王室，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出来的士人，不可能再是“门阀士族”的代言人，而是成为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古语说“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抛开功利的偏见，科举制很好地实现了“唯才是举”。

四、当代“吏”的来源

当代政府工作人员的选聘和流动手段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公考与遴选”。公务员考试，其实并不是“新”事物，其历史贯穿于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来。早在夏商周便有“学而优则仕”、再到唐到清的科举考试、直到今天的“公考与遴选”，都是一脉相承的。

近些年以“公考和遴选”为主的政府社招制度得到了质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公平最实用的选人用人制度，这点不容置疑。

从宏观上看，当下全中国共计有公务员700万人左右，总人口占比远低于西方的平均水平。这无疑表明了在选人用人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的先进性。这一先进性得益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优势。

从微观上，这700万人中绝对多数是“吏”阶层，这群“吏”分布在全中国的各个角落。但是因为部分主客观原因，在微观层面面临着诸多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只要坚定“四个自信”，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破除掉选人用人方面的障碍，就一定能解决好微观层面的这些问题。

“千秋基业，干部为要，人才为先。”一针见血的言明了新时代、新变局、新挑战中取得事业胜利的关键。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打造过硬的干部队伍需要不断优化完善的现行的选人用人制度。

原创：张具茨

来自公众号：基层那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