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正在上小学高年级，解放后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庄稼颗粒无收，吃饭成了最主要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的“食堂化”，尽管吃不饱，但是，足以让生命能够延续。
对于上学的我，每年两块五毛钱的学费和书本费，都是让父亲头疼不已！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没有自留地，不许家庭养猪变卖钱，所有的开支就在父亲和兄姐一年的劳动工分里，况且每年在年底才能结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年“决分”就在腊月里，生产队的精英们把各家各户的劳动公分算出来，用生产队统一卖掉小麦、玉米、豌豆等农作物换回来的钱，除以全村所有劳力所得公分的数字，就是每天劳动价值。一般都在四毛钱左右，然后再减去口粮款，蔬菜款，油款，肉款以及农业社自己做的副食款，劳力多的家庭，基本可以持平，劳少人多的家庭都是“短款户”，由于没有其他收入，“短款户”一年年积累起来的款数越来越多，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的辛苦，能够养家糊口的不多，可想而知，八百里秦川都这样萧条，其他地方更是惨不忍睹。
为了保证上学的笔墨纸砚开支，每年放暑假，我都会和父亲去二十多里地的杨陵柳林马场卖草。
草是整个暑假里自己在地里收割回家的。每天早饭后，酷暑难耐，我磨好镰刀，背上背篓，走出家门，在属于腿脚能走到的地方里寻找草源。关中平原，缺少水源，地里“杂草不长”，炙热的太阳，把黄土地晒的热浪翻滚，腿脚所到之处，都是热风和细土，村里的道路，早已被牲口和大车轱辘碾成如面粉样的黄土。夏天里，两只精脚，来回在细土里踢，不时向上踢起，细土竟然成了烈日下美妙的风景，落在伙伴头上，面目皆非，活活像个“土人”。更有意思的是，几个伙伴，把细土围成圈，用尿把细土和成泥，做成泥炮，在你猛不防时，会在地面甩出响亮的声音，听起来像炮声，大伙儿开心得笑起来。
玩耍是儿时的天性。割草也是暑假挣钱和玩耍相结合的事情，趁着太阳还不毒，赶快把草割够，用背篓把草背回去，用扫帚把院子扫干净，然后将割回来的草晾晒在院子，天天如此，把晒干的草堆积起来，如遇天雨，还要用塑料布遮盖起来。
快要上学了，院子里的青干草像一座小山，父亲看见了，边用烟锅抽烟，边高兴的说，明儿咱去卖草。
我把草用两只手一次次抱起来，放在架子车上，一股干草淡香院子里飘荡，最后，父亲用杈把草挑起来，又一次次把架子车垒砌得高高的，然后用绳捆绑紧紧地，防止在路上散落。
父亲在前边拉着，我在后边用力掀着，装满干草的架子车，吃力的在土路上颠簸前行，一路上坡，父亲累了，中途停下来抽烟，干渴的嘴巴几乎粘在烟锅嘴儿上，满脸汗水，上气不接下气地吧嗒吧嗒，似乎这烟锅就是父亲此时此刻的救命稻草，我回头一看，正好在杨坚陵旁边，我也觉得肚子咕噜直叫，“爹，我想吃馍”！父亲停止了抽烟，用右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黑馍，我接过来就直接往嘴里吃，只觉得嘎嘣一声，馍像土块一样坚硬，咬不下，又把馍还给了父亲，父亲由于一路用力，困乏了，也咬了一口，咀嚼一会，艰难的咽了下去。然后把馍又放回了衣服口袋里，把烟锅搭在肩上，眼泪汪汪走向架子车去，我也难受的回到架子车后边，父子俩一句话没说，用脚步用力量走完十多里路，把草卖给了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