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上一集讲到神宗皇帝觉得新、旧两派人物应该同时任用，而且苏轼人才难得，不忍埋没，亲自下令把他从湖北黄州调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任职，这似乎意味着苏轼的仕途有所转机。而在这个时候，苏轼却偏偏决定要去见他昔日的政敌、早已闲居江宁的王安石，苏轼的举动似乎让常人难以理解。当初，王安石位居宰相，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而苏轼坚决反对，二人在政见上势不两立，因此苏轼在仕途上也屡遭排挤、历尽坎坷，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自己的政敌呢？两个人见面后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追溯历史，讲述文学家苏轼的宦海生涯。系列节目苏轼第五集《东山再起》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康震】：上一集我们说：宋神宗将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判为汝州团练副使，汝州就在现在的河南临汝。那么我们上节也讲了，这个代表着他跟宋神宗之间在政治上达成了某种默契，但是要真正的开始走出这个政治阴影，苏轼还必须要再去见一个大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是革新变法的领袖，但是他跟苏轼一样，在漫长的革新变法之路上也是历经了坎坷和波折，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这六年当中，王安石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那么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亲手任命的一些亲信背叛了他，他33岁的儿子又先他而去，种种政治斗争的打击折磨以及他老年丧子的这种悲痛，让王安石万念俱灰，他给皇上提出请求：再也不干这个宰相了。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就退隐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住在了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王安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在政治风波中的经历跟苏轼一样，也充满了波折，我们说凭心而论，王安石厉行变法，想要富国强民，这是对的，而且王安石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那么他所推行的革新变法由于种种的复杂的原因，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一种效果，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这并不等于说他推行革新变法就错了。王安石革新变法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

【画外音】：苏轼反对王安石暴风骤雨式的革新变法，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但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闲居在江宁。而苏轼的命运似乎略有转机，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早已失去宰相之权的王安石呢？他是想了断恩怨还是另有玄机？ 

【康震】：苏轼这次能来江宁，应该说在主观上还是有现实的政治的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你可以算一个帐，苏轼离开黄州的时候，当然是个好事儿，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他也是一只惊弓之鸟，离开黄州以后确实到了汝州，下边的路怎么走？宋神宗当年才33岁，他都47岁了，按正常的算法，他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宋神宗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必须考虑自己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政治前途，王安石的确现在已经不是宰相了，两次都被罢免了宰相，但是在宋神宗的治下谁又会能预料它不会第三次做宰相呢？即便就是他不会再做宰相，但是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的思想领袖，它的影响依然是非常之大，它的那些部属部下还遍布朝野上下，所以，王安石这三个字已经不单纯指他一个人，而是一种政治力量。 

  那么无论出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考虑还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孩子的考虑，苏轼都很有必要来一趟江宁，这两个昔日的政敌，如果见面了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那么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儿慢慢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变化很大，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看到之后，心里边既是酸楚又是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就好像五味瓶子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就迎上前去，王安石也下了鞍子，两个人快步走到一起，就像小说上经常描写的那样：两个伟大的人物、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会面是很艰难的，苏轼先开了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苏轼今天竟敢穿着一身便装，乡村野夫的便装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握着苏轼的手，朗声大笑，他说什么呢？说这些繁文缛节，这些琐碎的礼节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恩怨，都是关乎国家天下和社稷大事的恩怨，至于我们私人之间，毋宁说更是一对相知的好朋友。有两句诗说得很好，叫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63岁的王安石和47岁的苏轼并非兄弟，岂但不是兄弟，曾经还是面对面的、彼此攻击的政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这许多的恩恩怨怨从来都没有过个人的私利的恩怨，他们的恩怨都是为了天下之功利而要争个是非曲直，而且作为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学者，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又是文学、哲学包括史学方面的知音。我们以前只注意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某种对立，但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作为两个学者，两个天才的诗人，他们也有着倾慕对方的那样一种深情。

【画外音】：据史料记载，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微妙，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们都是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时代精英，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他们截然对立的不过是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罢了。如果苏轼是个只算计升官而毫无政治立场的人，他肯定不会在仕途上接连受挫。而王安石如果只是一个迫害异己、毫无政治品德的人，那么他在“乌台诗案”中就不会上疏皇帝，解救苏轼。现在，这两位昔日政敌，在布衣式的平等交往中见面了，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流呢？与其他从政的文人不同，苏轼尽管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但他始终不曾消极落拓，而是对国计民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热情。王安石固然不再是宰相，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么这一次见面，一心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的苏轼从王安石这里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刚才说到：苏轼见到了已经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他们各自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终于冰释前嫌，友好相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苏轼究竟如何重新认识已经远离官场的老宰相呢？

【康震】：在随后的一个多月跟王安石的交往当中，苏轼逐渐看清楚了王安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见到的王安石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谈起过去朝廷里边的一些是是非非，谈完了以后，当时谈得挺带劲儿的，话音刚落，说完之后，王安石不无犹豫地又不无忧虑地跟苏轼说：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可千万不要再跟任何第三方提起，他已经给政治斗争整怕了，这哪里还像是当年那个敢于冲决传统的桎梏，大刀阔斧地要进行天翻地覆改革的那个王安石，一点都不像了。所以苏轼在诗里边很感慨地这么写道，怎么写呢？“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什么意思呢？退休晚年在家的老宰相王安石，一脸的病容，骑着一只小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当中，再也不复见到当年的风采，老宰相见到我，劝我就在江宁这个当地，不如买上一些田宅，就此安家，两个人做邻居算了。我想想觉得要是早早十年，我们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应该说，就是这次江宁的会面，确实让苏轼对王安石和自己的关系有了很新的一个理解和了解。譬如说吧，以前他对王安石也很有成见，老觉着王安石跟自己作对，对自己有成见，其实不然，除去政治上的那种对立的意见之外，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的，苏轼被贬黄州以后，每当有人从黄州路过江宁或者到江宁来，王安石总要问他说：最近子瞻有没有什么妙语啊？因为他知道苏轼的俏皮话太多了。有一次，苏轼写了一篇新文章，很快就传到了江宁，来的人把苏轼这篇文章交给王安石，当时正是天色是黄昏，王安石等不及家人点起蜡烛点起灯来，就在屋檐底下拿着这篇文章，就着黄昏微弱的光线一口气读完，边读边说：哎呀，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他的评价是很高，可他说话也得小心点，这里边用了一个“龙”字，前边整苏轼的黑材料的时候，有的人就说苏轼的诗里边是有“龙”的，可见他对苏轼的文学的才华是相当地看重，苏轼跟王安石在江宁待了前后有一个多月，走了之后，你猜王安石对苏轼是什么样的评价，他对身边的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方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一时的成见和对立的意见，那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评价，那是对一个人长远的长久的评价，是很容易烙在后代人的心中。

【画外音】：苏轼与王安石的会面平和友善，他们以开阔的胸怀、广博的才学化解了多年来彼此的恩恩怨怨，自古文人相轻，而他们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那么通过这次会面，远离官场的王安石，对于始终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有所作为的苏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苏轼对于王安石的为人和学问又会有怎样新的评价呢？

【康震】：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有学问，可是这些学问有时候难免标新立异，我们还能记得：他老讽刺那个水波的“波”，王安石说是水的皮儿，他就说滑冰的“滑”是水的骨头，讽刺王安石。这一次他见识了，苏轼有两句诗，这两句诗是什么呢？“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什么意思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以为是形容冬天的一般的景色，他拿去让王安石看，王安石一看就明白了，说你这里边用了两个道家的典籍里边的典故，哪两个典故呢？在道教的典籍里边，用玉楼来形容人的双肩，用银海形容人的两只眼睛。两句诗的意思是在冬天的时候把人冻得肩膀都缩起来了，“光摇银海”那个光线让人的眼睛都感到炫目。这个意思本身很朴素，但是你要不了解这两个典故，你以为说的就是玉楼，说的就是银海，其实指的是人的肩膀和眼睛。苏轼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两句诗写出来，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边藏了这么两个典故，他得承认王安石是有真学问的。

  宋人写诗是靠学问为诗，那诗里边藏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学问的小包袱，就等着你来把它打开呢，没学问就打不开，打不开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你就没学问，人家的诗你就没看懂嘛。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死牛筋，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对不对？有时候真是令人生厌，其实这次一看，也不尽然。譬如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就对王安石说：你这个政治影响力很大，对现在政治上实行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措、一些弊政，你应该勇敢地向皇帝向执政者提出意见来。王安石说：你看，我已经告老还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好说三道四。实际上他是心里边有点怯，害怕搅到政治斗争里。苏轼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这个话讲得不对，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做大臣的以寻常之礼对待国君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对我也只不过是寻常之礼嘛，可你不一样啊，宋神宗当今圣上是怎么对你的？那是以非常之礼来对你，你就应该以非常之礼，非常地尽心尽力，来对待当今圣上，所以你应该去做，而且要做好。要搁以前王安石的性格，一拍桌子，你说我呢你，你不看看你自己！你有资格说我吗你？但现在王安石不是这样，他很诚恳地道歉，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一定把你的这些意见如实地转告当今圣上，他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只不过以前因为你老戴着有色眼镜，戴着个红色的眼镜，你看他全身就是红的，戴个蓝色的眼镜，他全身就是蓝的，今天戴了一个什么呢？戴了个透明的，才发现他身上是五颜六色的，什么色儿都有，挺好的一个老头儿。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轼跟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像现在国际社会间政治家们一见面总要签个备忘录，总要签个什么协定，然后完了也不遵守这些协定。关键是这次会面是一个融洽的标志，这是最关键的。苏轼后来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在他离开以后写了一封信，信里怎么说呢？“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性之极”这句话耐人寻味，怎么说呢？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在你的门下游学，一直没有机会，这次跟您做长久的交往之后，我才发现您的很多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太荣幸了，相见恨晚。你要知道古人说游学门下，那意思就是要做他的学生。这个表态里边有客气话，但是也有某种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成分，这是一种和解的语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欧阳修的学生，本是同门嘛，怎么他又做王安石的学生了呢？这是一种姿态，你把姿态放得低一点，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价值高一点，你把自己抬得比天还高，那怎么办？没办法了，只好把你打入地狱。所以他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和谐的一种融洽的姿态，能够让王安石接受的姿态。

【画外音】：江宁的会面，让苏轼看到了一个文学家、学者的王安石，也看到了一个超脱政治之外，友善平和的王安石，苏轼最初去见王安石，的确有某种现实的考虑，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够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失望的是昔日的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经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这对于刚刚走出黄州的苏轼来说触动不小，虽然他从不曾放弃过以身许国的政治抱负，但对于盘根错节的复杂政治形势，也深感力不从心，那么接下来苏轼会做何打算呢？苏轼的宦海生涯是否就此结束，胸怀大志的苏轼还会有机会东山再起吗？

刚才说到，江宁的会面不仅让苏轼与王安石化解了多年以来的恩怨，而且让他们成为了相见恨晚的好友。王安石热情地邀请苏轼在江宁安家，那么此时苏轼又做着什么打算呢？他会接受王安石的邀请吗？他的为官之路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康震】：苏轼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像王安石所邀请的那样，就住在江宁，他给皇帝上了一封疏，请求不要去汝州，他想待在常州，就此守在常州一直到老。宋神宗对他不错，让他还挂着汝州团练副使的衔，但是可以住在常州。我们前面说他那个官职里面不是叫本州安置吗？那就不本州安置了，就是汝州团练副使常州安置，还是不能签书公事，但这不要紧，苏轼之所以想要住在常州，也是害怕靠近开封，那既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漩涡的中心，所以常州这个地方山明水秀、景色不错、气候宜人，是个宜居城市。他花了一笔钱，把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买了一幢房子，而且是什么呢？一次付款。真是一次付款，一次就全都交清了，这就是做了这种打算，要是分期付的话，中间我反悔一下，我就不想付了还可以。他打算长期在常州住下去，就在这个当口上，朝廷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苏轼每次在他的命运的转折点的时候，都是因为朝廷里头出了天大的事情，这一次也是，没有比这事情更大的了，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自己想安静，风老吹你，你想安静都安静不下来，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五日这一天，38岁的神宗皇帝，因为积劳成疾驾崩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他驾崩了不要紧，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哲宗，当时只有10岁，10岁的孩子怎么能管理朝政呢？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执政，这高太后是坚决地一个反对新法的人物，神宗去世了没几天，她执政了之后，就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宣布废除新法，她在当时有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把已经退隐回家十五年之久的、66岁的老臣，也是反对派的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请出山来，让他担任宰相，主持大计。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高太后的执政，北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上把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叫元佑更化，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更化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重打锣鼓新开张，以前都不作数了，一风吹了。这司马光一上台就有三个举措：第一个举措，号召广大的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新法到底合适不合适，其实说白了，这事儿就是为了废除新法来造舆论的。第二，纷纷贬斥新法跟新党的人物。第三，把过去的反对派的旧党人物纷纷地召进朝中。苏轼的回朝，回到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个元佑更化的回中央的浪潮当中才回来的，你能说他的命运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吗？买的房子也没办法了，这会儿房价还没涨起来，没办法只能低价先卖了，损失就损失了。

【画外音】：司马光上任宰相之后，立刻提拔使用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苏轼就是其中之一，司马光一直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有了他的器重，苏轼自然能够在仕途上东山再起，那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官位究竟会有怎样的突飞猛进呢？

【康震】：从1085年的5月到1086年的9月，在短短的十七个月的时间里头，苏轼从一个被贬到偏远地区的犯官一跃升到三品大员，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列个时间表来看一看苏轼提拔的速度，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这一年50岁，三月五日神宗病逝，哲宗继位。五月六日，任命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相当于登州市市长，七品。九月十八日，任命为礼部郎中，六品，主管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十二月十八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六品。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51岁，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四品。九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但是我觉得这快得有点不正常，我刚才讲了，这是跟司马光担任宰相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苏轼的这样一个飞速的东山再起说明了什么呢？大家刚才听我念了一大串的官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深长啊观众同志们，第一，六品官--京官起居舍人，主管的是礼仪、祭祀和科举事务，但是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如实地记录皇帝的言行，随侍在皇帝的左右。第二，四品中书舍人，这更重要，国家的典章制度的修订、完善和编修，都由中书舍人来主持，而且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也由中书舍人来起草。在北宋有个规定，要担任中书舍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任用，可是苏轼是免予考试的。第三，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更了不起了。刚才说中书舍人起草诏书，那还比不上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门起草册封太子、册封将相、册封皇后这样最高等级的诏书，而且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国务大事。

从中唐以来，翰林学士有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内相，实际上就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在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担任翰林学士不过两三个月就立刻提拔做宰相。所以我刚才说，他做了这个官以后，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他官位变了，身上的颜色也变了，在北宋官服的颜色大体是三个等级：七品以下绿袍子；五六品的官员穿绯袍，就是粉红色的袍子；四品以上穿紫色的袍子。苏轼现在穿紫色的袍子，佩戴勋章金光闪闪，穿金戴紫荣极一时。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一般的人如果在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边，由一个正在黄州种地的一个小老头，突然地就变成了一个三品大员，如此地靠近皇帝，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自己脑子会不会发生忘乎所以的这样一种念头，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知难而退》，谢谢大家。

【画外音】：一句玩笑引发了一场延续七年的洛蜀党争，一场派系争斗拉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地震。看似一场派系之争，实为一次权力的较量，饱尝宦海生涯的苏轼面对这场口水大战，是激流勇进还是知难而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仕途上的又一次选择《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