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姐是村里邻居的小女儿，比我大十几岁吧。小时候门前有棵不大结果的石榴树，每逢成熟的季节，上头仅有的几个石榴被雷雨大风刮下来，我捡起那摔破了的石榴，屁颠颠跑去娟姐家玩儿。

      那些个年头，计划生育实行特别严厉，“计划生育的来啦！”一听到有人这么一喊，各家的女人们赶紧张罗着通知新媳妇儿、大肚子的孕妇锁好大门，去别村的亲戚家躲起来。大家都想生儿子，不行就偷偷地生，罚款总比被抓住了去打针好，隔壁镇上就有个孕妇被抓住打针的，胎儿没流掉，生出来却是个歪着脑袋，流着口水的傻儿子了。

      这样的时局下，年龄相仿的女孩儿极少，每当放学，我就很爱去找娟姐玩儿。娟姐给我放碟片，里面唱着《快乐老家》，我们跟着唱，“梦已经醒来，心不在害怕……天亮就出发”，唱得莫名其妙地开心，好像我们所在的，真是什么神仙儿住的地方。   

      我们还一起看《流星花园》，里面嗲嗲的台湾腔让人不习惯而又新鲜、好奇、甚至有点儿难为情的向往。里面接吻的桥段，还有男女主争吵然后再莫名其妙接吻的桥段，我看得莫名其妙却又津津有味，娟姐默不作声地看着，没什么表情，她定是觉得谈情说爱的剧，跟我这种小屁孩说不着吧，又或许是在假装正经，我明明看到她眼里闪闪烁烁的，偶尔嘴角还掠过一丝丝儿羞答答的笑呢。

    娟姐去外地上了大学，后来毕业工作了，很少回来，而我对她的印象，也就停留在了我跟着她一起在她的小房间看偶像剧的时候。

      每年过年回来，娟姐成了村里的三姑六婆的谈论对象，“她今年多大了？哎哟毕业好几年了吧，怎么还没带个郎郎仔（男朋友）回来啊？”老家对于“男朋友”的叫法，取自“情郎”的“郎”字，再加上个“仔”，半雅半俗的，通过大妈们嘴里说出来，常常惹得我心里发笑。

      这样的议论，年复一年，男人们也眉飞色舞，长吁短叹地掺和进来，“这还用说？肯定是高不成低不就呗！你们说她怎么想的？就不寂寞吗？哈哈哈哈哈……” 每到年关，娟姐一回家，一露面，就好像是一块警示牌，在提醒村民们: 重点对象出现啦！该你们上岗催婚啦！

    娟姐也就很少露面了，偶然在门口碰到她，看见了我，娟姐调整了语调，露出笑脸跟我打招呼: “嗨，你都长这么大啦！准备去哪上大学了？”

    长大后久不来往的生疏，让我一时有些拘谨，生怕聊得尴尬，更怕娟姐从我脸上看出来，那些我在她背后听到的议论。我强装成轻松得体的样子，走近去跟她寒暄。她抱着她弟弟的小儿子，那小男孩儿正吃着自己姑姑给的棒棒糖，身上的新衣裳显然也是过年刚穿上的。

      娟姐长得算不上惊艳，中等的个头，一副斯文眼镜儿，穿得温暖保守，牙齿稍微有点龅，但也绝不难看，皮肤挺白的，笑起来亲切，又显出一点儿收敛着的活泼。

      娟姐的大姐早已经嫁人了，弟弟在外头打工的时候犯了事儿，听说还是娟姐出钱善后的，判刑的时候只有娟姐一人出庭了。等弟弟出来了，帮衬着他娶妻生子，建房子，开养鸡场，后来老婆跑了，留下两个孩子。娟姐从不向外人说家里的事情，但架不住人多嘴杂，自己的父母毕竟长待在这老家，多少也会跟人聊天，被人“挖掘”出一些可八卦的东西。

    “我家娟娟开了个店……”“当老师去了……”“上班忙啊，过年都说不回来了，不过我跟她说，钱总是赚不完的啊……”娟姐的妈，山口伯母这样说道，因为她娘家是山口村的，所以大家习惯叫她山口伯母。

      没人知道娟姐具体做什么的，但人们只相信两点: 她工作不稳定；她还没找到男人。人们顺着这个思路，颇有逻辑地总结到: 工作不稳定肯定就是找不到男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在饭桌上、角落里、麻将桌上，谈笑着，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看破红尘的智慧，让大家感到喜悦、有趣、自豪。

      妇人们碰到山口伯母时，很关切地主动帮她分析形势，并表示一定帮忙留意是否有可介绍的对象。山口伯母很感激地拜托她们，但笑容多少有些无奈和尴尬。在这尴尬笑容的持续中，她找到了新的论点: “唉，你们说，女孩子是不是不该读那么多书，读书读多了，上了大学，反而难嫁人了。” 妇人们感慨着点头表示赞同，“现在的年轻人，唉，难搞！”

      娟姐最后一次回老家，是因为她父亲的葬礼，她的父亲是突发心脏病过世的，据说因为跟人吵架。参加葬礼的宾客，跟山口伯母说，亲戚家认识一位丧偶带孩子的男士，比娟姐大几岁，没什么文化不过应该是正经人，愿不愿见见？

      披麻戴孝的山口伯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握着对方的手，表示可以。“我们不挑了，她能有个伴是最重要的……”

      我离开了老家，毕业、工作，偶尔回去，“今年多大啦？在哪工作啊？找到郎郎仔没有啊？” 我笑笑不说话。“就数你有出息，上大学又还要读……哎，那个叫什么，研究生是吧……”

      对方眉眼翻飞凑过来压低了声音，“不过你要抓紧时间找了哦，可别像——那个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