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脑子不太好，字码不顺不说，连选题也经常找不到。于是就按照老办法来解决——翻资料、画图表。谁知不画不知道，一画真奇妙。比如下面这张将载于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大坏蛋打包的图表，就大有文章可作。
尤其是两宋的那些奸臣、叛臣们，简直是人人有料，大有故事可讲啊。
佞幸、奸臣、叛臣、逆臣——坏蛋也是要分门别类的打上标签。
奸臣，在古时是指不忠于君主，弄权误国之臣。在西汉人刘向所著的《说苑》一书中曾指出为人臣者有“六邪”——其一曰“具臣”，就是既不干活也不管事的混日子官；其二曰“谀臣”，就是对君主百般献媚，迎合溜须的马屁精；其三曰“奸臣”，就是嫉贤妒能，弄权误国的奸险之辈；其四曰“谗臣”，就是指以巧言令色排除异己，祸乱朝纲的小人；其五曰“贼臣”，就是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祸乱君主和百姓的野心家；最后一种就更厉害了，叫“亡国之臣”，简直集前五邪于一身，哪朝哪代碰上都得玩完。
不过这只是刘向的说法。事实上在两宋之前的千余年时间里，古人还是比较信奉性善论的，认为一个人就算再坏，也坏不过“谀臣”这个界限。所以自司马迁著《史记》并首创将所有的坏蛋装进《佞幸列传》里一勺烩掉这个传统以来，在此后的正经史书中，各种史家都严守祖师爷立下的规矩，用来囤积坏蛋的列传不是跟着叫“佞幸”，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恩幸”或是“幸臣”（就李延寿在《南史》中别出心裁搞出个《贼臣传》，但没啥影响力），反正大家好像都觉得没什么是比马屁精更坏的蛋了。
直到做官超级糊涂但做学问超级清醒的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时，对此冷笑一声，然后大笔一挥书就了《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各一篇，从此给史学界立下了新的规矩。
老欧阳一代文宗的名头真不是盖的。经他这么一折腾，使得在此前“走红”了千余年的佞幸们瞬间失去了热度，相反在各种史书中被标注为奸臣、逆臣、叛臣的家伙成了坏蛋们新的代名词（当然《明史》中还载有本朝特产“阉党”）。
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没有给坏蛋打包作传的唯有《后汉书》、《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这五部而已（《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和《旧唐书》则是只打包但不命名，传列书之最末），其余19部史书中共载有各种坏蛋合计323人次。
在奸臣、叛臣和逆臣这三个坏蛋标签中，叛臣和逆臣的情况看起来比较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一样。作为臣子发动叛乱、割据、投敌，甚至连皇帝都不放过的，有谋废立或弑君行为的，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只要一没有称王称帝，二未曾立国建元，那就是叛臣，否则就是逆臣。
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和仆固怀恩。安大胖子不但反了，还立国伪燕、建元圣武、自号雄武皇帝，这就是妥妥的逆臣了；而仆固怀恩为了打倒安胖子，不惜拿自己的亲闺女和亲回纥，全族有46人死于王事，堪称满门忠烈，其平乱之功不亚于郭子仪和李光弼。谁知战后却被宦官骆奉先陷害逼入死地，不得不起兵反抗，最终被郭子仪所平，于是落得个叛臣的下场。
而以两宋为分野，对于奸臣的定义则截然不同。在此之前，人们眼中的奸臣虽然不是啥好鸟，但其实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内实险詖，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妬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第七》）
此时所谓的奸臣，就是一肚子坏水，到处说人坏话、打小报告的小人而已。其最大的害处恐怕就是忽悠得皇帝一脑子浆糊，让朝廷瞎指挥、乱作为，仅此而已。至于祸国殃民啥的，当时的古人认为，他们不配！为啥？因为在那会儿能使得太阿倒持、国破人亡的唯有手握刀把子、枪杆子的军头。至于成天打小报告的奸臣嘛，一看就是百无一用的文人，还能折腾出多大的场面？
如果世无昏君，又哪来的奸臣？
不过自唐朝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毕竟几乎光凭着一个李林甫便造就了一场覆亡盛唐的安史之乱，而150年后的朱温篡唐，更少不了崔胤、柳璨、蒋玄晖等一批文官的推波助澜。尤其是随着士族的覆灭和科举的兴起，文官在一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中的败类所能造成危害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比如欧阳修。
欧阳修是文官中的一个异类。一方面他在文坛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士林中极负影响力，另一方面老欧阳虽然做了一辈子糊涂官，但却是个怼人狂魔。只要有啥看不顺眼的，往往不分敌友先喷一脸口水再说，连老友范仲淹都未能幸免。
所以面对“奸臣”这个概念，欧阳修别出心裁的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下》）
啥意思呢？就是奸臣之奸，本不在臣，而在于大环境——说白了，就是世间本无奸臣，全是不靠谱的皇帝自己闹幺蛾子闹出来的。
老欧阳果然劲爆，光喷奸臣已经不能让他感到满足，干脆捎带上皇帝一起喷了个体无完肤。
那么他这话说得对吗？当然对，而且是大对特对。
说到奸臣，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桧。那么这个在岳王庙前已经跪了上千年的祸国大奸，真的是生来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种吗？当然不是。
起码在靖康之变前，在秦桧的身上看不出半点畏敌如虎、卖国求荣的迹象。相反那时的秦桧倒是“左”得冒泡，简直堪称主战派的一面旗帜。比如在女真人第一次攻打汴梁时，曾以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作为退兵的条件，结果在举朝一片妥协求和的声浪中，唯有秦桧愤而上书言军机四事，反对对金无条件妥协。此后宋钦宗赵桓又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员外郎处理割地事宜，秦桧深以为耻，宁可辞官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差事。
如果仅在当时，那得要开多大的脑洞才能想象得出这货未来会成为史上第一大奸臣？
再比如前边提到的仆固怀恩。如果他战没于安史之乱或是在受骆奉先陷害之前就死掉了，那么仆固怀恩的名字将毫无疑问的与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名将同列，并光耀千古，成为受万世所敬仰的忠臣良将。
让我们再开个脑洞，将蔡京、秦桧这南北宋最著名的奸相穿越到大宋朝的鼎盛时代，比如仁宗朝——那将会是个什么景象，这俩货又会干出多大的坏事？
我想，答案很可能是数量多到有如过江之鲫的仁宗朝名臣良相中，再添上两个名字而已。
诸如秦桧。这货固然在靖康之变后被掳去金国吓破了胆，随之在威逼利诱下向女真人屈服，但这其实也不奇怪。作为一个正宗的儒家门徒，只要不是天生坏透了腔的，立身修心的功夫都不会太差。但儒生大多像是温室的花草，经不起什么大的挫折，一旦理想破灭或是经历磨难，被儒家仁义礼智信包裹的躯壳里面隐藏着的人性的弱点以及阴暗面就会纤毫毕现，秦桧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要是他没遭遇到这样可怕的经历呢？赵祯统治下的东京汴梁可是安全得很，在生命安全和权势富贵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秦桧很可能继续“左”下去吧？比如对着西夏喊打喊杀，弄不好还会出使辽国，面对契丹人的威逼利诱慷慨陈词、不辱臣节，像富弼那样在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再如蔡京。相比秦桧，这货才是天生的权奸，为了往上爬可以全无节操。比如在势同水火的新旧党争中，所有人都得站队，非新即旧，想要骑墙者如苏轼都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唯有蔡京可以左右逢源——旧党大佬司马光要废除新政中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别人都觉得这事不好整。唯独蔡京“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让司马光都忍不住赞其“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等到新党领袖章惇上台、要废差役法重行免役法时，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政先锋：
“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奸。”（引用同上）
可那又如何呢？赵祯在位42年走马灯般的换过23任宰相，其中不乏如丁谓、王钦若、章得象、贾昌朝、夏竦这样公认的“奸邪”，也不乏像吕夷简、晏殊、陈执中、文彦博、冯拯、梁适这样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人物。他们或许能为害一时，但在赵祯治下的大宋朝该盛世繁华时依然衣冠文物，该被党项人痛扁时依然屁滚尿流，该给契丹人纳贡时依然分文不少……就算蔡京当奸臣的本事高过上述人等十倍，其结果怕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起码他想在赵祯的眼皮底下把大宋朝给整亡了，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至于理由，清人王士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元臣脱脱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北窗炙輠录》记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
同理，要是将韩琦、富弼、庞籍、范仲淹、包拯这样仁宗朝的名臣良相发配到靖康年间前后，说不定就是给蔡京、秦桧们送去几个同伙。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多几个像李纲、李若水似的悲剧人物，要想替大宋朝逆天改命甚至是复制所谓的“仁宗盛世”，那也绝对是痴心妄想。
对此，大明朝的铁血宰相张居正一定深有同感。
西汉大儒戴德曾感慨“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其实将“国家”改成皇帝老儿才更加准确明白。毕竟只要是帝制时代，所谓国家不过是帝王的私产，跟当臣子的（甭管是忠是奸）实质上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像今天的私人公司，无论是大赚特赚或是倒闭破产，对于打工者的区别无非是多喝几口汤或是再找份工作，而对于老板就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在《三国演义》中，老实人鲁肃才告诫孙权——俺们都能投降，唯独你不能。
但要是老板自己都不把公司的存亡当回事，打工的凭什么要多操这份闲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不跟着瞎混？相反倒是那些狗拿耗子非得多管闲事的，弄不好会讨人嫌甚至丢掉饭碗（在古时就是丢官甚至掉脑袋了），换成你该怎么选？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被载入史册并言之凿凿被盖棺定论为佞幸、奸臣、叛臣和逆臣的三百来号人不过是代主受过。而如果将跪在岳王庙前受万世唾骂的秦桧换成宋高宗赵构，也许更为公平合理。
在《宋史》中代主受过的倒霉蛋，又何止秦桧蔡京？
啰嗦了这么半天，但我其实毫无替那三百来号人申冤翻案的意思。毕竟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人生人亡何止亿万，为啥别人不上榜，偏偏只有这帮货色被挂起来示众吊打？
但要说他们统统罪有应得也说不过去。毕竟所谓的忠奸很难去量化，而且无论什么玩意只要跟政治沾边儿就很难说得清是非。所以，可以肯定在那三百来号大坏蛋中肯定不乏受了冤屈的倒霉蛋，而且怕是不止一个。
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被载入《宋史》的那40号“佞幸”、“奸臣”和“叛臣”。不过两宋的“佞幸”大多是无名之辈，也没干过什么特别坏的事情，只是其中不乏有才之人。比如王继先是个出色的医生，参与编纂过《绍兴本草》；曾觌、姜特立则以诗词文章闻名，并有著作传世。
问题主要就出在了“奸臣”和“叛臣”两传中，而其中就不乏替自家主子背锅的倒霉蛋。
比如说赵良嗣。他提出的联金灭辽、收复燕地的主张尽管在战略层面有考虑不周之处，但在战术上绝对可行，而且也确实是出于满腔热忱，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一个奸字。只是世代生于辽国的赵良嗣，又哪里会想到宋军的战斗力会如此之渣——刚刚被女真人揍得快要亡国的契丹人，转过头来轻轻松松就将几十万宋军打得丢盔弃甲？
这种执行层面出现的问题，与主谋者何干？就算能扯上关系，又与赵良嗣的品性何干？与之类似的如西汉马邑之谋，也是在执行层面出了纰漏导致功败垂成，可没见人家刘彻把罪责全扣到聂壹头上，更没有将其打上奸臣的标签。
但赵佶毕竟不是大气的刘彻——赵良嗣要不是奸臣，那么又要将力主推动联金灭辽的皇帝陛下置于何地？所以赵良嗣必须是奸臣，他们全家都得是奸臣！
更搞笑的是张觉、郭药师。比如张觉，他本是辽臣，在契丹人即将败亡之际先降金再降宋，自然算不上什么忠臣贤良。不过当张觉携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降宋时，宋徽宗赵佶可是乐得连嘴巴都合不上，没准还跑去了太庙告祭、向祖宗们报捷。而张觉也拜为泰宁军节度使，被赵佶视之为维护北疆的顶梁柱。
可是当女真人大兵压境、索要张觉时，赵佶先是断然拒绝，扛不住压力后又耍小聪明，杀了个貌似张觉者妄图充数。等到一切小伎俩无效、女真人声称要举兵自取时，赵佶就彻底认怂了，密诏杀死张觉及其二子函送金人。
张觉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人。可是招降、纳降张觉的是赵佶，最后杀了张觉取悦女真人的还是赵佶——只想占便宜却不愿意吃亏，一旦吃亏便迁怒于人、说人家张觉是奸臣，这像是人干的事吗？
更要命的是，赵佶杀了张觉之后，使得大批辽国降将彻底寒心，尤其是郭药师：
“（张觉）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解体，金人终用是启衅云。”（《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郭药师也是辽国降将，而且为北宋立下了不少战功。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加上朝中上有昏君、下有奸佞，再有张觉事件使得郭药师离心离德，所以最终也降了女真。
身为一介降将，又是边将，郭药师和张觉就算想当奸臣又能奸到哪儿去？骨子里彻底烂了难道能怪到脸上长的那两个粉刺？郭药师或者勉强能算是个叛臣，那张觉呢？就是个纯粹的倒霉蛋罢了。
再比如张邦昌，那就更倒霉了。关于老张是如何当上那个倒霉的“伪楚帝”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详见《老张家好不容易出了个皇帝，结果不但是伪帝，还是“背锅帝”》）。这里给不愿意点链接的朋友强调两点——其一，当时老张死活不肯称帝，但在女真人威胁要屠光汴梁满城百姓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屈服：
“金国文字来，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来促劝进……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涂炭一城邪？’遂止。”（《大金国志·卷三十·楚国张邦昌录》）
其二，老张“在位”期间，一不肯进垂拱殿（北宋皇宫正殿），二不肯坐北朝南（“面西而坐”），三禁止大臣朝拜，四不称“朕”而称“予”，五文书不称“诏旨”而称“手书”。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正经的皇帝。
而且女真人一撤兵，张邦昌就一边派人暗访赵构行踪，一边迎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入宫临朝称制。孟氏刚一进宫，张邦昌次日便宣布退位——“大楚朝”前后享国不过33天而已。
可以说赵宋皇统能得以延续153年，张邦昌居功至伟。可是谁让他摊上个恩将仇报的宋高宗赵构呢？所以老张最终不但死于非命，还落得个叛臣的骂名遗臭万年。
《宋史》里更多的所谓“奸臣”，其实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
《宋史》搞出这么多“冤假错案”，可能有人会归罪于修史的蒙古人。要么认为这帮家伙文化水平太低，结果搞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要么就是心怀不轨，丑化前朝。
其实，这还真是冤枉了无辜的蒙古人。
话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后，每逢王朝兴替，替前朝修史都会成为新朝极为重视的头等大事（毕竟涉及到新朝的正统性嘛），但唯有元朝是个例外。自从蒙古人占据天下以后，别说像修史之类的文事，连治国都不怎么上心，整天就忙着争权夺利。
比如说谁要是敢在别的朝代提个“反诗”，最终不死一地人肯定无法罢休。唯独在蒙古人看来，这都不算事：
“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至正直纪·卷二》元·孔克齐）
所以心胸比草原还宽广的蒙古人直到元顺帝至正年间、也就是距离元亡只剩下20来年的时候，才猛拍了一下脑门恍然大悟：完犊子喽，忘了给前朝修史啦！
说修就修。蒙古人一旦较起真来那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不但《宋史》，捎带着连《辽史》和《金史》一起修。而且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开干，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大功告成，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修成了三部史书合计747卷……
相比之下，清朝修的《明史》是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一口气修到了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共历时94年，却只有332卷，总字数不足元修三史之半数。
所以宋史在二十四史中的评价并不高，最为人诟病的缺点就是粗糙，这个无须赘述。而另一个毛病，就是屁股坐得太歪。
二十四史都是新朝替前朝修的，所以搞搞丑化、栽个小赃啥的都不奇怪。但胡说八道到了《宋史》这个程度的，还是非常少见的。不过这能赖到蒙古人头上吗？恐怕还是不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史》，都标明“元·脱脱等撰”——要是脱脱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并表示这个锅他不背。
脱脱当上《宋史》、《辽史》、《金史》的都总裁官时，还身兼中书右丞相一职。所以他不但得替元顺帝治理国事，还得花大力气治黄河、扑灭此起彼伏的各地义军，就算是个八爪章鱼也忙不过来。所以他只能辞去修三史的都总裁官之职，由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继任。可问题是别儿怯不花跟脱脱一样忙着到处堵窟窿，阿鲁图连汉字都不认识，干脆算是个文盲，又能管得了什么事？
于是《宋史》的修撰工作，实际上是被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汉族士人所把持和左右。虽然在成书后脱脱又审了一遍稿，不过即便他的文化水平比阿鲁图高得多，但也不是宋史专家，所以也甭指望脱脱能搞什么“拨乱反正”。
而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人又是如假包换的正宗理学门徒，所以这部史书的思想倾向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理学的祖宗如二程、朱熹等在思想倾向上都属于旧党、反对变法，所以在《宋史》的《奸臣传》中就必须得让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邢恕、安惇等在新旧两党间反复的小人也甭想跑）等新党干将打头阵。要不是王安石无论从人品、学问上都挑不出毛病，这位新党领袖肯定得在《宋史》中被授予头号大奸的荣誉称号。
又因为理学派始终主和反战，所以除了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名声都臭不可闻的货色，如像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等无法洗白外，剩下的主和派几乎都是他们口中的“贤良”，像坏到透腔、堪比秦桧的史弥远就因此与《奸臣传》无缘。相反对于主战派，他们则视如仇雠。岳飞这样已经被捧成神的他们惹不起，所以韩侂胄就倒了霉——谁让这货又是主战，又遭遇了一场惨败呢？韩侂胄不是奸臣，谁是？
再比如贾似道（详见《贾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说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老贾不但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还大搞改革，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彻底整顿财政，试图解决困扰南宋末期收入锐减、兵员枯竭等问题。可这些最终使得南宋亡国的弊病是谁造成的？当然是充斥了一大堆理学派的士绅地主。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在这些人眼里，贾似道不是奸臣的话，这个世上就没有奸臣了。
贾似道一死，南宋即亡，他也成了罪魁祸首的巨奸。而那些刚刚“为国锄奸”的大忠臣们，转过脸来就心安理得的将谢太后和年仅6岁的宋恭宗赵㬎赶出临安献给了蒙古人。
但《奸臣传》中永远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谁让人家“上头有人”呢？
当然韩侂胄和贾似道也是一身毛病，比如私德不修，比如专权跋扈。但问题是两宋319年间的那些所谓名臣良相们，除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外，有几个手脚干净、人品清白的？再如专权跋扈——要知道南宋受外患之危改行独相制，再加上大多数皇帝都不怎么管事（要么就瞎管），所以宰相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权独揽而且必须大权独揽，否则大宋朝还不得乱了套？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屁股歪了，脑袋就好不了。说你是奸臣你就是奸臣，否则青史凿凿，谁还能重修一遍《宋史》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