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老师：李锋  知识产权学院通讯员：李尚荣）

      为弘扬“五老”精神、追忆峥嵘岁月、重温奋斗历程，2021年8月23日，湘潭大学金盾法学社“五老”事迹调研团（以下简称“金盾调研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幸采访了四十余年教龄的老教授舒建孝前辈。与舒老同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尹家务村的一位调研团成员李尚荣前往老人家中拜访，其他成员在尚荣的协助下视频通话舒老。9名成员如星子般分布在天南海北，但视频那段的长者深深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舒老朱颜鹤发，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谈起自己的教学经历，他满是感慨与幸福。      （图为调研团成员李尚荣与舒建孝老前辈）          1960年，舒老18岁，正值青葱岁月，是一个还有半年才毕业的初中生，他和几位同学被召一起前去邻村小学教书。一学期后，由于师资力量紧缺，舒老以老师的身份留在了学校。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家庭原因，舒老离开学校参加劳动。半年后的一天，大公社通过会议表决，将舒老召回学校。从那之后，舒老一直辗转乡村多校直到2004年离开学校。1991年，舒老获得了陕西省三十年教龄教师荣誉证书。2000年，舒老获得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这是中学教师的最高职称，相当于副教授。

（图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证明） 

四十春秋漫漫教途岁月如歌，投身基础教育筑 基民族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而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0.4%（1950年），小学净入学率20%，初中毛入学率从3.1%，高中毛入学率从1.1%，基础教育迫在眉睫。由于当地的师资力量极度匮乏，舒老才有幸跨越家庭成分的鸿沟，成为一名教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当我们问起选择当老师的原因时，舒老说：“其实我开始并不想当老师，我想念书。60年是农村合作社时期，普及教育，当时一个学校就2、3个老师，师资力量紧缺，我们还没有毕业，就把我们从初中里选拔出来当了教师。为此，我还和公社协商教完一年回来参加升学考试，公社同意了。最后教完一学期，我想去考试的时候，公社不放人，我没有办法就继续当了老师。当了六年老师之后，文革来了，我又被辞退去参加公社劳动。但是文革期间，文艺体育又盛行，当时学校每年每学期都要组织比赛，为了完成指标，学校的校长想找教师，然后就找到了我，我这些方面在行。最后经过公社14个小队集中表决同意，校长把我叫回了学校。”擅长文体的舒老排练节目，带领同学参加比赛，就这样舒老一人多职，又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教育路途。只是这次，多了几分乐趣与情愿。

（图为1997年香港回归文艺汇演留影）

    “四十年十年辗转多地。”从1960开始，舒老辗转多所小学，页渠小学（1960.3-1960.8）、闫家务小学（1960.9-1963.8）、王堡村小学（1963.9-1966.3）、尹家务小学（1966.3-1972.2），文革期间由于家庭缘故离校半年。1972年，由于教育成绩优异，舒老被提升到初中教书，开始了他的第二段教书旅程。陈村二中（1972,3-1978.8）、陈村一中（1978.9-1984.8）、页渠中学（1984.9-1991.8）、王堡村中学（1991.9-1992.8）、槐原中学（1992.9-1994.8）、尹家务中学（1994.9-2003.3）。直到2003年，62岁的舒老正式离开了他的讲台。

（图为舒老在校照片）

风雨兼程弦歌育栋,惟精惟勤肆秩芳华

      1960年，第一次踏入页渠小学的舒老，还是一位没有初中毕业的学生，在这里，他要负责六年级同学的学习，他笑道：“第一次进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大喊：‘给我们转来了一个新生。’因为当时孩子上学年龄大，六年级的男孩子和老师打篮球的时候，经常从老师头上“拔萝卜”。直到63年、64年才对学生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学生不服管教的时候，老师就会批评，每周都有家访活动。提到自己的教学经历，舒老说：“当时是凤翔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就根据你的家庭为止，在附近的乡村中学流动教书。”舒老教书的时候，由于基础设施不全，学校不提供住宿，上下学都是步行。舒老说：“当时因为工资低、计划经济，根本买不到自行车，一般去学校都是背着被褥，县上办学习交流会等等，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背着被褥。我60年开始教书，82年才买了第一辆自行车。虽然说82年买了自行车，但是当时农村都是土路，下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骑着自行车去。”谈起那个年代的教书，舒老谈到了当时的上课时间:“当时上课是早中午三段，早上6点到8点是早操、早读、语文、数学，然后休息1个小时吃早饭；中午到12点半下课，休息1个小时吃午饭；下午3点到6点结束回家。”当时的情况下，老师比学生的压力更大，因为学生都是本村学习，“去学校大概1个小时，”当时的教育环境十分恶劣与简陋，一个月只有27块钱，学校不提供老师宿舍，因此舒老每天早上需要5点起床步行1小时到达学校，下午上完课再步行1个小时回家。这样长达二十余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个时代，男孩子是家里的劳动力，很多农村家庭都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直到学生踏入社会才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舒老和众多老师一样，教书几十载，现在也只记得班级里学习好的和调皮的。当调研成员问起影响深刻的同学时，舒老想了一会儿，眼中泛起泪花，说到：“有个学生叫张改善，他比较老实，反应比较慢。我每次上课的时候爱提问，他回答不上了，然后就挨批评。有一年，我去探望生病的弟弟，在火车站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当时在宝鸡的石油机械场工作，拉着我让我去他那里坐坐，我想着上学的时候经常批评他就不想去，可是他硬拽着我。晚上休息的时候，那孩子对我说：‘我一直想和你讲，我念书的时候，特别讨厌你，现在工作了，因为没文化很多工作无法胜任，我现在特别后悔，老师为我念书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了，我如果当时好好学习，现在肯定可以更有用。’还有个孩子，上学的时候特别调皮，就像师生去劳动的时候，把农村的石碾子 推到沟里，干过的坏事不计其数。后来他当兵回来，专门去学校找我，和我讲：‘老师，我念书的时候太不听话了，没有学到知识，现在后悔了，如果现在让我念书，我一定是个好学生。’”舒老很欣慰的说：“这些孩子到社会上懂得了上进，其实是挺好的。”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心中有国行里有家，生活以痛报之以歌1966年，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新中国展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于家庭成分的而遭受不公待遇的人民不计其数，当时已经教书六年的舒老，被调派修水库。谈到文化大革命，舒老没有任何的愤懑，虽然没有继续学习，但是他有幸加入教师行列；虽然没有奔赴战场，但是为祖国培养了人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已经永远留在了心中。对于文革的劳动，他笑着说：“其实很多的水利工程都是当时修的，参加劳动也锻炼了我的身体，挺好的。”豁达的态度让调研团队心生敬佩。文革期间，江青推行了8部宣传革命故事的样板戏，谈到最喜欢的样板戏，舒老提到了《红灯记》。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家三代革命的故事，老革命刘奶奶，正值壮年的李玉和和新一代革命者李铁梅。为了保护党的密电码，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人组成家庭，和日寇进行斗争，后来将密电码交给了游击队，依此打了胜仗。此中身为铁路扳道工人的李玉和牺牲，李铁梅完成了这个任务，革命的接班人是李铁梅，意味着革命的传承。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中，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五老”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五老”的精神将会永存。

      “我未入党，但我一心向党。”舒老对党报着崇高的敬意，谈到为何没有入党，舒老感慨道：“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我家里的宗族是村上的独姓，因此被评了富农，成分太高，所以我没有资格入党。后来有机会了，但是我已经年老即将退休，我不能再为党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拒绝了学校的多次邀请，把入党机会留给青年人，我想：比起我，年轻人才是党的希望和未来，可以陪伴党走得更远，我将党留在心中，留在行里就可以了。”没有在年轻时入党，是舒老心中的遗憾，但是这份遗憾不能改变党在舒老心中的地位，是党的领导让中国焕然一新。舒老家曾经悬挂了数十载的毛主席像，以及家中国家党政方面的书籍，这些正是最好的佐证。拥护党的领导，并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更是每个青年的职责。党是人民的党，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谈到家风传承，舒老自豪道：“我们家的家训就是努力学习和团结一致。我的爷爷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我们辍学务农或者打工，我们就只需要学习。而且不能在外面打架争吵，也不许我们赌博。”良好的家庭教育奠定了舒老成长的基础。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也是秉承长辈的教导，教育几个儿子要团结一致。家中悬挂的全家福，子孙满堂，羡煞旁人。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如今，以建设国家的教育事业，提高国民受教育率的上一代已经完成了任务，作为接班人的新一代，我们应当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为己任。聆听舒老的故事，让我们铭记历史，悼念无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并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先辈身上的崇高精神。我们是湘潭大学金盾法学社“五老”事迹调研团，我们在“路上”！

（图为金盾调研团成员用手机拼成的“线上标语”。）            （图为调研团成员正在共享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