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译文：滕文公请教怎样治理国家。  孟子说：“百姓的事是不可延缓的。《诗经·豳风·七月》上说：‘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缮屋顶，很快又将播种百谷。’百姓有一个基本情况，有固定产业的才有坚固的心志，没有固定产业的就没有坚固的心志。如果没有坚固的心志，就会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处罚，就等于设下罗网陷害百姓。哪里有仁德君主在位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向百姓征税要有制度。阳虎说过：‘要致富就不能行仁，要行仁就不能致富。’夏朝时，每家五十亩地，实行贡法；商代每家七十亩地，实行助法；周朝每家一百亩地，实行彻法，其实税率都是十分之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古代贤人）龙子说：‘征取田税没有比助更好的，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年成，收一个定数。丰年时谷物堆得满地，多征些粮不算暴虐，贡法却收得少；荒年时，每家收成还不够第二年肥田的费用，而贡法却要收到足数。作为百姓的父母，却让百姓整年辛苦劳动，收成都无法养活父母，还须借高利贷来凑足税负，使得老人小孩饿死在田沟山溪中，这样哪里配做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滕国本来就在实行。《诗经·小雅·大田》上说：‘雨先下到我们的公田，然后落到我们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就是周朝也是用助法的。接着，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地方的学校，夏朝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称为‘庠’；国家设立的大学，称为学，三代都一样。这些机构都是要教人明白伦理关系的。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伦理关系，底下的百姓就会互相亲爱了。如果有圣王兴起，必定会来效法，这样就成了圣王的老师了。《诗经·大雅·文王》上说：‘周虽是古老的邦国，承受的天命却是新的。’这是讲的周文王。您努力实行吧，也来使您的国家气象一新。”

历史背景：贡、助、彻相传是夏、商、周分别施行的三种赋税制度。  贡是一种定额税，贡额确定了之后，无论年景、收成如何，百姓都要如数缴纳，因此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孟子说的：丰收之时粮食被浪费，灾荒之时百姓苦不堪言。        到了商代，贡法逐渐被助法所取代。助法是一种劳务税，即百姓不直接上缴实物，而是以帮助国家耕作公田的方式交税。一块井田分成相同的九块地，八块分给八家耕种，一块是公田，八家合种。私田的收成归各家所有，公田的归国家，这样要丰收就一起丰收，歉收就一起歉收，不会给百姓增加多余负担。但每家出力多少，效率该如何计算，又成了新的难题。    于是到了西周，彻法出现了。每一人丁授田一百亩，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抽成十分之一。这样打破了公、私田的土地划分，把收成都混在一起，杜绝了偷懒耍滑，也增加了百姓的劳动热情。

井田制在周朝晚期逐渐被废弃，孟子为何还想要努力恢复一个已经破碎的土地制度呢？    如果按照孟子理想中的井田制来施行，好处有三：一是公私分明。人人皆有田可种，各级统治者也有粮可收，各取所需，互不干涉，皆大欢喜。二是分田制禄。周天子按照爵位的不同，把不同大小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划分给各级官吏。根据土地大小，诸侯百官的官位等级得以确定，同时也解决了他们的俸禄问题。三是稳定百姓。井田制要求土地不可随意买卖，必须按照血缘宗法关系进行继承耕种。百姓被划分到各个贵族阶级的统辖范围内，也就无法随意流动，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性。                       

这三条优点，足以让孟子对井田制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