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鲁迅与高长虹的恩怨事迹，我们可以参照诸荣会的著作《晚清背影民国脸》之12-16章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相识过程，这个就要追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了。
高长虹与鲁迅的相识是在1924年底，那年《狂飙》在太原出至第三期便难以为继，于是高长虹便来到北京，将《狂飙》作为《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继续出版。
12月的一天，高长虹在《京报》副刊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并且因为鲁迅评价，郁达夫也对《狂飙》十分认可。而此时的《狂飙》发行量并不大，处境正十分艰难，于是高长虹便前去拜访鲁迅，其主要目的很显然，是想得到此时作为文坛领袖的鲁迅的支持。
后来高长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是走入了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只不过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面目。
此时高长虹27岁，鲁迅45岁，虽然无论是年龄上，还是学识和威望上，此时的鲁迅都足可以做高长虹的老师，后来事实上高长虹对鲁迅确实尊敬如师长，但在他心目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只是如“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一般。这足可以看出，高长虹与鲁迅相识时，身上确实携着一股无羁的“狂飙”。而鲁迅看重高长虹的恰恰正是这一点。
01
见证鲁迅对高长虹看重的便是《莽原》。1925年3月底，高长虹的《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就邀高长虹、向培良、章衣萍等人来家共饮，并于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
在合办《莽原》期间，高长虹成了鲁迅家里的常客，有人依据双方的文字记载对此做过统计，从1925年4月后到8月，高长虹平均每个月都要到鲁迅家里六次以上，此足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可是8月后，高长虹到鲁迅家的频率明显减少。这不能不说到一件事情。
鲁迅看重的是高长虹身上的这种“狂飙突进”的精神和“准备毁坏”的劲头，可是不曾想到，高长虹竟有朝一日几乎是对鲁迅首先起“飙”来。
1925年8月5日，《民报》上刊出了一则广告：
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伯诸先生为副刊撰著，实学界大好消息……
高长虹对其中“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刚经历了“五四”运动，国民的思想尚处于刚刚启蒙阶段，在这时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这时提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无异于阻碍人们思想的解放。
心直口快的高长虹有一次竟然当着鲁迅的面将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不过按逻辑推断，高长虹之所以将自己的意见向鲁迅当面说出，可想而知他这意见并不是主要针对鲁迅的，可能主要是针对报社的，对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应该是理解的。
但是这《民报》副刊的主编韦素园是鲁迅的学生，听了高长虹的意见，或许鲁迅也多是为了帮自己的学生开脱一下，也兼为高长虹与韦素园两人间调和一下，于是似乎不经意间对高长虹说：权威一词外国人用得多了。意思也就是说，未必是你理解的意思，无非是一种商业炒作而已，不必太当真。
可是显然高长虹是当了真了，他口头上虽没再多说什么，但是行动上却表现了出来，最明显之处便是到鲁迅家的次数明显减少。
对于高长虹的这种表现，敏感的鲁迅不可能不觉察到，只是鲁迅也并没对此说什么和做什么，但心中的芥蒂算是开始结下了或许两人间关系的裂痕便从此开始了。
1926年6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去上海重办《狂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尸还魂”；8月，鲁迅也离开北京南下厦门。这样一来，事实上两个刊物的主要人物都离开了《莽原》，鲁迅便让韦素园暂时负责编务。
韦素园接管《莽原》编务后，将高歌的一部小说退稿处理了，同时又将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压着老不发稿，于是很自然地高、向便写信给高长虹告诉此事。
高长虹得知后，便写了两封公开信发表于复刊后的《狂飙》上，一封是给韦素园的，一封是给鲁迅的。
前者措辞激烈，大有一种兴师问罪的架势；但可能一是鉴于自己对韦素园在《民报》副刊上的那个启事发表过意见，也鉴于鲁迅与韦素园的师生关系，更鉴于鲁迅之于《莽原》的领袖地位，给鲁迅的信其口气还是很有分寸的，主旨是要鲁迅“主持公道”，并询问鲁迅何时让李霁野主持编务，因为鲁迅曾说过这个话；另外高长虹还在这封信中说准备写一篇鲁迅小说的评论。
因此，由这封信本身就足可以说明，高长虹此时不仅对鲁迅在《莽原》中的地位很尊重，而且对于鲁迅本人也还是很尊重的。
关于这封信的细节在鲁迅的《一生太平凡》之韦素园章节里是这样记述的：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
由此可见，之于“思想权威事件”鲁迅是原谅了高长虹的。
或许是见鲁迅没有反应吧，高长虹在给鲁迅写信不久，又写了一篇题为《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文章，并发表于《狂飙》第五期上。或许是高长虹想到，之所以韦素园会退稿、压稿，是因为他曾经对他编发的那个启事有过非议吧，他竟然干脆在这篇文章中旧话重提，大有干脆论个是非短长的架势。
如果说一年前高长虹的意见主要是冲着韦素园的，但是这一次显然已不是了，而是直接冲着鲁迅的了。
可是尽管如此，此刻的鲁迅仍然没有对高长虹进行反击，不过这一回他真的生气了。
02
倒是这个高长虹，此时还傻乎乎的，并没感觉到鲁迅的生气，因为他主持的狂飙社办的另一份杂志《新女性》，竟于当年刊出了一个启事，其中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
这让鲁迅看到了最好的反击机会。1926年12月，鲁迅在《莽原》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一文，大体意思是，人家说我“思想界权威”你竭力反对，你怎么也说起我“思想界先驱”来了？同时，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上说：高长虹在《狂飙》上骂我，我作了一个启事，与他开一个玩笑。
说实话，鲁迅这样的反击很是手下留情的，甚至可以说多有善意的；其原因或许是鲁迅对于高长虹这种身携“狂飙”走入自己世界的文学青年言行之过激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事情至此，照理说也就为止了，可为什么后来鲁迅会对高长虹不依不饶，大有将“痛打落水狗”的原则用来对付他了呢？
1926年12月20日，韦素园几乎在将鲁迅的《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于《莽原》的同时，竟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的主要意思有两点：一是高长虹之所以与鲁迅接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追求许广平；二是高曾发表于《莽原》上的一首爱情诗《给》原是写给许广平的。他说了这一切以后，还在末了要向鲁迅问个仔细。
收到韦素园此信，鲁迅终于忍无可忍了！
尽管鲁迅一向自诩“有青年讥笑我，我是向来不还手的”，可这一次例外了。他在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宣称：“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要动手撕碎它，使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鲁迅出手了，除写了那则《启事》发表外，还一气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等对高长虹加以讨伐，对此高长虹竟也不曾示弱，一直竭力抵抗，为此有人说高长虹倒也算是一条汉子。
再后鲁迅又以牙还牙，针对高长虹写过的一首诗而写了一篇题为《奔月》的小说，对高长虹大加影射，为此也有人曾说，鲁迅如此对一个曾经的学生辈朋友不依不饶，似也有失风度。
但这一切发生在鲁迅身上似乎也属正常，因为论战既已展开，依鲁迅性格肯定是“痛打落水狗”，更何况在这一过程中高长虹也不时有过激言论发表不过此时双方所有的过激言论，应该都是属于所谓“相打没好拳，相骂没好言”了！
尽管高长虹一直竭力抵抗，但他终究哪是鲁迅的对手呵！最终败下阵来的肯定是他。不久，高长虹竟发现自己再在文坛混下去也难了，于是1930年初，高长虹离开了祖国，东渡日本，后又去了德国和法国。当然，这一切不能说是全是因为与鲁迅论战失败而至，但与之有关是显然的。
如今，两位文学斗士均已驾鹤仙游，再来纵观二人之间的恩怨不过是一些意气之争而非学术观点。其实综合起来而言，个人的理解就是高的为人处事不行：1. 为了意气就和鲁迅翻脸。不需要太多解读，就是高当时人年轻气盛不够成熟，然后就回不了头了。 2.翻脸之后高其实并无和鲁迅对战的本钱。学识不如，自己也不占什么理。最关键的是高在文学上无地位，他的文字晦涩难懂没什么影响。所以他的份量和鲁迅讲话的分量其实是不对等的。换句话说是高不明智地自己主动进攻一个强大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