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出生于1930年的秋天。据他的父母告诉他，他出生在菱角成熟的季节，但具体的日期，早已淡忘在风中。

建国之际，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户口登记出生日期的时候，他主动把出生年月日写成了1930年10月1日，以此来呈现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热爱之心。

见过我外公年轻时照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夸赞他是多么的高大伟岸、仪表堂堂、英眉高鼻，气质儒雅。特别是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白皙的肌肤和185公分的挺拔身材，常使人怀疑他祖上有着来自异国的血统。当年他可是远近闻名、实至名归的“美男子”。

外婆是一个赤头赤尾的“外貌协会”会员，她一生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有外公。

这样深厚且专一的感情，总是伴随着猜疑和各种不确定。导致她一生都活在有“假想敌”的状态里，乐此不疲。

外公实则性格内敛、不善言辞、生活朴素、简衣少食。他一生的爱好是抽香烟、逛公园、玩核桃和服装设计。在他看似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股柔韧而坚毅的内心力量，支撑着整个金氏家族的团结和兴旺。

服装设计这一爱好，如今听起来十分时髦，但直到80年代初，时过境迁，随着我们四位孙辈的陆续出生，他才得以真正施展才华、自由发挥所长。

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是第三代里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幼时我穿的衣服、连衣裙、旗袍皆出自外公之手。

他是务必要把我打扮成“摩登女孩”不可的。我也是十分配合而欣赏他的手艺。每每穿到他亲手替我裁剪的服装，即便长高后，穿不下了，也是爱不释手，不愿意送予他人。因为那些衣服里饱含了他对我的期望和呵护。

至今我已和他相伴近40年光阴，因为我父母家和外公外婆家步行距离只有7分钟左右。因此母亲日日还须亲自上门照料耄耋之年的双亲。

我则隔三差五要问候一下他们的近况。外公外婆是我心尖儿上始终牵挂的长辈。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何况二老都健在，我们是知足而幸运的。

外公一生的经历十分传奇，是热血和风雨的交织，可以拍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我经常央求他讲一些过去的事给我听。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语气温婉。

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外公小时候，恰逢淞沪会战。那是1937年夏。（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

当年外公祖上还定居在宝山罗店，半夜有一个从崇明岛上逃难来的陌生人跑到村庄里，大呼小叫，挨家敲门，呐喊着逃命啊，日本人来了。

外公一家半夜匆忙出逃，才避免了一场“灭门之灾”。后来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因我父亲原籍崇明。我也常拿此事开玩笑说，看来姻缘早已注定。崇明人对我们有恩。

外公成年后在当时的一家兵工厂上班，1949年建国前，差点儿被迫踏上飞往台湾的征途。每谈及此事，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沧桑韵味。

如果当年去了台湾，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人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与外婆经人介绍相亲成家。他们结婚之时，可谓郎才女貌，十分般配，羡煞旁人。

外婆是浦东川沙人。长得细眉凤目，十分俊俏，身材窈窕挺拔，足有168cm。外婆至今津津乐道，新婚后跟随外公去宝山罗店看望众亲戚时，大家直呼她“新娘子”的往事。说到此，她都会娇嗔地望着自己高大英俊的丈夫。含情脉脉，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我想在她心里，所有的电影明星都比不上自己的丈夫。

外公一生的好脾气，是我所结识的人里，屈指可数的“好好先生”。

我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他是如此从容、淡定、随遇而安，安之若素，宠辱不惊，淡泊名利。

即便提起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役，九死一生，平安归来，他也是平静而温和的神情。

他的第一个儿子——我的大舅舅，就是在1956年初夏时节出生的。

我有时好奇地问外公：“您这一生如此波澜壮阔，可有什么遗憾吗？”

他总是慈祥地望着我，慢条斯理地回答：“人生，尽兴就好。酸甜苦辣，都要尝遍。子孙皆有出息，又都或多或少继承了祖上的艺术基因，可谓了无遗憾。你看你舅舅们精通音律，你妹妹也是吹拉弹唱，样样行。活着的时候，健康一点，生活质量高一点，少给子女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要说遗憾，还真谈不上。一切都是命运安排，有得必有失。我现在还可以每天独自出门，逛一逛公园，步履还算矫健，已经十分知足了。就是老朋友、老同事，已经不多了。人活着，还是需要朋友的。特别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精神上能够有共鸣，那是最好。

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要时刻记得，与人为善，自然就会心境平和，宁静方能致远。”

这时，我都会宽慰地拍拍他宽厚的双手，给他一个坚定而有充满力量的拥抱和微笑。

过年后，他就91岁了。此时远处传来悦耳动听的萨克斯独奏，伴着小区里时令腊梅的暗香浮动，那是我才华出众的二舅舅，正陶醉在他曼妙的乌托邦世界里。

惟愿亲爱的外公健康、平安、喜乐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