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喜欢写诗的，诗以言志，亦可言事。小到随身物件，大到宇宙洪荒，无物不可入诗。而各种天灾异象，社会惨剧就更不用提了。毛诗三百，其中竟然有十分之一都是灾异诗，从“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到“昊天疾威,天驾降丧。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一类的诗句可谓屡见不鲜。汉朝虽强，诗赋流行壮美之风，可也有贾谊《旱云赋》中“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事兮，释其锄耨而下泪”之语。等到了东汉末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付之一炬，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讨董的各路诸侯大军在酸枣踟蹰不前，彼此勾心斗角阿谀我诈，只有曹操年轻气盛，独自领军西进，兵败负伤，差点身死。之后曹操将当时的景象写到了《蒿里行》一诗中。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然而与恶龙缠斗者，自身亦成恶龙。几年后曹操与吕布兖州大战，恰逢蝗灾，食不果腹。缺粮的曹操军只好“杂以人脯”，吃上了人肉。只是不知道当这位枭雄令麾下以人肉为食，从而击败同样因蝗灾而断粮的吕布军时，心中可曾想起过自己的这首《蒿里行》？

不过话说回来，乱世之中人类的节操大抵都是越拼越低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许多不忍细读的诗句都出自南北朝、安史之乱跟五代这样的乱世的缘故。白居易写“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时候，恐怕死活想不到老杜还有更惨的“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而老杜写《石壕吏》的时候，老翁家里好歹还能剩下个孙子和儿媳，到了罗隐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了。

这种不用细思就已恐极的诗句还有很多，这主要是日后神州大地上还要遭受一轮又一轮的战乱与灾难所致。五代混战之后是靖康耻，而后金国势衰又来了蒙古人，明末清朝入关后更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什么"南北渝盟久未和。斯民涂炭死亡多"，什么“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一类诗词几百年来层出不穷，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诗词固然恐怖，然而毕竟是乱世所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作为注脚，也就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下面这首诗，才是真正让人觉得恐怖的。

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

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蒲松龄·饿人

这首诗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写得是康熙四十二年的事。这年康熙帝先南巡，再西巡，所到之处官民扶老携幼，一片欢腾。这年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修建，“依松为斋， 则窍崖润色； 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为助；无刻桷丹楹之费，喜 泉林抱素之怀”。而同年山东大水，蓬莱、文登等12个州县生灵涂炭，饿殍满地，人相食。

当然，康熙也注意到了山东的大灾，下令免了山东赋税。不过当时山东是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就只说吃人这一桩事好了：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市乌麻之槽磨者,得入督丼,犹大掌也。——蒲松龄集·康熙四十二年记灾前篇

乱世食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这边擦金涂粉、仔细妆点的盛世下，那累累的尸骨。

所以也就无怪日后康熙到关外巡视时，发现“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了，闯关东闯关东，不是生死关头，谁肯去闯呢？

据统计，康雍乾三朝百余年间各类灾害统计就有 17970 次，其中康熙朝 6161 次，雍正朝 1175 次，乾隆朝 10634 次（数据出自李向军先生的《清代荒政研究》）。然而为什么流传下来的相关诗词并不是很多呢？答案很简单，雍正皇帝曾经追根溯源，深入的剖析过各种灾荒发生的根本原因：

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大恶之徒灭弃伦常，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

也就是说，假如某地有灾荒发生，那一定是你们当地臣民相关工作疏忽，意识没能提高上去，我雍正必须狠狠的收拾你们！加上各种文字狱罗织，所以雍正朝的各位臣工是"其时大臣持禄而阿谀，小臣畏罪而将顺，故淟涊盈庭，无敢发言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熙一朝时诗人们偶尔还敢发几句牢骚：“哀哉此苍生，谁将奇祸嫁?”、“浮尸入港积芦洲，不饱鱼蝦亦糜烂。死儿抱母乳犹含，数口腰绳连一贯。日炙脂膏水面流，白骨堆沙 燐火灿。未晚荒村鬼乱号，游魂望救还哀唤。”，而到了乾隆一朝，便开始丧事喜办，搞一些“河东大吏各各率属驱行辀，知我陛下日抱苍生忧。道逢老翁哭山径，携妻抱子含悲哽。老翁老翁尔不见，庙堂吁 咈宸衷劳，九年之尧无此圣。”之类的救灾诗了。

只是可怜了这些盛世的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