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临近年关，正是滴水成冰的时节，杨村的一户人家，女人早早就起来了，扫完院子，看看日头已高，就开始给下地干活的男人做饭。锅里没有多少粮食，清得能照见人影，她就尽量往锅里多加些荠荠菜和白菜帮子。日子再难熬，也得想法儿让下地的男人吃饱。饭很快就熟了，她觉得肚子痛起来，就扎挣着走回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婴儿出生了，是个男孩。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扎挣着把那个男婴扔到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女人刚扎挣着回到房间躺在炕上，男人收工回来，一进家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他听到石榴树下一个肉块发出像小猫一样的叫声，就什么都明白了，忙拎起双腿把那个冻成紫色的男婴提回了房间。女人见了，说：“大人都没法活了，还提回来做什么？又多了一张嘴！”男人说：“一条命么，能活下来是他命大！”

      二十多年后，五十多岁的女人来到一座城市来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子。晚上，母子俩聊着聊着，不知怎么把话题又引到了母亲扔掉的该子身上。母亲很平静地讲述了多年前的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一切，最后，母亲说：“要不是你爸回来得早，他早就没命了！”儿子听了后笑了，纠正道：“妈，不是他早就没命了，是我早没命了！”母亲听了，愣了一下，看了看儿子，也笑了，有些愧疚地说：“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儿子说：“妈，这我知道。”

      关于多年前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儿子已经听了不止一次。母亲的愧疚他能够理解，而当年母亲把自己扔掉他也能够理解，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在全国上下都在与自己的肚皮进行着殊死斗争、连最爱吃红烧肉的伟大领袖都几个月不吃肉的时候，再添一张嘴，无疑是把全家朝“饿死”的道路上又推近了一步。童少年时他听到这个事情，就像在听公主和青蛙的故事一样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成年后再听到这个故事，他万分庆幸父亲早回来了一步。至于对母亲，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有过什么看法，母亲就是母亲，像杨村的其他母亲一样，像中国其他的无数个母亲一样：艰辛而伟大，卑微而尊贵！

       那个在滴水成冰的日子被母亲扔到石榴树下又被父亲拎着双腿提回来的紫色肉团就是我。

       多年以后，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确实后怕过，也庆幸过。因为我能活下来并且长大成人，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但是，想想那个年代，在杨村，在中国，还有多少个婴儿并无我这般的幸运。当年，我稍长一些，能够跟着那些大哥们一起去田野里挖猪草、捡牛粪、拾柴禾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看见野地里有被狼、野狗拖走弃婴的痕迹。狼藉的现场，往往会有一块破席片，或是一片蓝色的花布（至今我还奇怪很少看见过其他颜色）。当时我还傻傻地想，那些父亲扔掉这些骨肉时不知是种何样的心情？有没有伤心流泪？因为杨村人都清楚，那些无名婴儿未必就是死婴，更多的是溺婴！

       那些溺婴，大多数是女孩。

       “生”在杨村实在是一件大事。你想，这个世界上从此就多了一条生命，而这个生命将来有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因此，杨村人都把“生”看作是喜事，谁家媳妇生了头胎，就要在大门口和产房门口挂一块红布，曰“忌门”，外人就不能进去了；然后三天、五天、十天、半月都要庆贺一番。满月这天就更热闹了，先是要“撞道”，由奶奶抱着孩子，在村口撞到谁就要认“干亲”，当然，一般被‘撞’’到的都是事先安排的那些福大命大造化大子孙满堂德行好的男人；然后就是喝“满月酒”，全村人都去，还把爷爷奶奶用锅灰和红染料涂得比戏里的小丑还要丑，以此来庆祝新生命的诞生。只有那些“生不逢时”的小生命才会被剥夺生命的权力，而这在杨村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因为杨村人虽然不懂得基督教义，但他们都懂得“所有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的道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生存下来，在那样一个人们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树皮都被人们剥光吃净、全国饿死了千万人的年代，要让所有的新生命都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几十年来，在杨村，很少有人提起过弃婴或是溺婴这些话题，只有他们的父母，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衣食无忧的时候，会说，要是那个孩子还活着……接着，夫妻俩便长久地无语。

       剥夺新生儿生存权利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饿肚子的时代。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现象便有增无减。之所以如此，就是那些父母总是想养一个或几个男孩，如果没生出男孩，就会一直生下去。而在大女二女之后出生的女孩，要么送人，要么杨村田野里会出现一块破席片或一片蓝花布。二十多年前，杨村一户人家迎娶回一个漂亮得惊人的新娘，身材也细溜匀称，婆婆为娶了这样一个全村人艳羡的儿媳半月都合不上嘴。一年以后，那媳妇生了个女孩，婆婆脸上便没了表情；两年以后，又生了一个“赔钱货”，婆婆的脸便长了许多……十年之后，她生下来第九个女孩，婆婆就疯了。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她的婆婆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幸福地合上了双眼撒手人寰。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当年鲜亮无比的新媳妇也油尽灯枯，一脸的憔悴，佝偻着腰，十多年不间断的生女生涯，使她养成了看见人就低头的习惯。如今要是在杨村街道上遇到她，你绝对无法把眼前这个邋里邋遢像一堆枯草的她和当年那个被惊为天人的漂亮媳妇联系在一起。她生的九个女孩，自己养活的有两个，有两个送了别人，其他五个在这个世界上连眼睛没有睁开就被送到了村东的田野里。

      当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进驻杨村，再三再四地向杨村农民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也少不了威胁：“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等，杨村农民听到这些，面面相觑不说什么；工作队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说：“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等，杨村人当面也什么都不说，等会一散，立刻就有人说：“放屁！能一样吗？”对这个问题，杨村人说不出什么道理，只会用这种粗俗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几十年来，“生儿子传宗接代”这种思想被当作农民的落后观念在主流媒体上反复批判，直到今天在杨村的墙面上依然能能隐约地看到白灰刷写的‘’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一类标语。其实，几千年来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就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生产队去粮站交公粮，一麻袋小麦，两百多斤，你能指望你家如花似玉的姑娘抡起来背上它爬上几十米高的粮库入口？凌晨两三点钟，月黑风高，水库里放水，你放心让你家的姑娘去几公里外的玉米地里挽起裤腿去浇地？汉字的“男”，就是在一个人“田”里下“力”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几十年后的今天，杨村的年轻一代农民终于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认为多子多福，也不再执着地强求媳妇一定要生个儿子，除了目前各级各类学校高额的学费和飞上天的房价大大增加了生育成本之外，耕作方式的变化是其改变的根本原因。过去“三夏”大忙‘’季节，一忙就是个把月，整天忙得头脸都顾不上洗，加上风吹日晒，杨村人个个都像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而如今，夏收、夏播、夏管在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你只管站在地头的树荫底下告诉机手你的土地是哪一块、完事后付钱给人家就得。因此，在如今的杨村，儿女成群的现象没有了，更多的人家只有一两个孩子。过去“国策”在杨村执行起来如行蜀道，而如今光“学费”和“房价”几个字就能把那些打算生一堆孩子的农民吓得半死。这可能是高额学费和高企的房价带来的啼笑皆非的正效应之一。然而无论如何，杨村人“生”的观念的改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的出生是容易的/但活着却不易”。这是杨村西邻的一个叫“杨母村”的村子走出去的一位诗人写的诗句。这其中的道理杨村的人或许懂或许不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溺婴现象在杨村几近绝迹，如今很难听说过在田野里再发现蓝布包或破席片的情况。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痛苦的经历，杨村人终于明白：要让孩子出生，更重要的是要让他活着，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活好。所以，既然孩子多了父母负累重，那就少生；至于死了之后“香火”的承继问题，其实是死了的人想管也管不上的。祖辈们孩子一大堆老了无人赡养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们要好好“活着”！

       那年的农历十月一，寒衣节，我又回到了那个给了我生命又差点失去生命的杨村。吃罢午饭，我走在杨村的街道上，看到的是一个个满脸皱纹老眼昏花的老人们坐在太阳下打盹，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会有几声狗叫传出。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杨村，记忆中的杨村永远是孩子们的天下，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杨村上空飘漾的是母亲唤儿归家的叫声，是孩子的嬉闹声；杨村的两条街道，充斥着箭一般蹿来蹿去的男孩和哭哭笑笑的女孩。大人们见了，高声地骂一声，那骂声里，充满着疼爱和慈祥，充溢着骄傲和希望。

      “孩子们呢？孩子们到哪里去了？”走在杨村的街道上，我这样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