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在杨村，如果你问一个农民:怕死吗？回答是：不怕。怕苦吗？不怕。怕累吗？不怕。怕穷吗？不怕。这倒的确是实情，在杨村人看来，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情，甭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草民百姓，终归都要埋进黄土，怕与不怕结果都一样。苦、累也不怕，人到世上就是来受苦受累的，要不人出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没见过谁是大笑着到这个世上来的，因为你从此就跌进了苦海；而从这个世上离开的时候，尽管有人痛苦着走有人平静着走，却没见有人痛哭着走的。至于穷，尽管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富人，但杨村人并不怕穷，因为富日子是过穷日子也是过；富是一辈子穷也是一辈子。
死不怕，受苦不怕，受累不怕，受穷不怕，那么，杨村人最怕什么？
病！杨村人最怕的就是得病，尤其是那些久治不愈、病而不死、拖着等死的疾病。
2007年暑期，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一天中午，杨村的街道上走过了几个一字排开的嘴里念念有词的僧人，敲着各种响器。如今在农村已很少看见僧人，何况一下子好几个，于是，听到响动的杨村人就走出家门看热闹。我见那几个僧人后面跟着早就出嫁的远房堂姐，就问身边的大妈是怎么回事。大妈说：给你六伯安顿安顿，烧些纸。“安顿”是杨村的一种习俗，老人去世之后一般都要做，大概属于醮禳，祈求亲人在那个世界里无灾无难。可问题是，六伯虽长年卧床，可他还活着呀！我就又问大妈，她看了看我说：‘’就是想让他走得快一些！十几年了，谁能撑得住？‘’也就是这一次，我知道了杨村的“安顿”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希望自己的亲人早早升天，尽快到那个世界去！
不孝吗？残忍吗？杨村人不这么想。就说六伯吧，六十多岁上患了严重的脑血拴，到七十多岁去世十几个年头。这十几年，除了吃，其他的功能全部丧失或失控，一见有人来，嘴里就发出“呜呜”的叫声。六伯有三儿两女，女儿都出嫁了。开始老两口跟着小儿子过活，时间一长小儿媳不答应了，说弟兄三个，不能只拖累小的。于是就开始在三个儿子家里轮换着过活，一月一换。就这样轮换了十多年。村人私下里说：幸亏老伴在，不然……。“不然”会怎样，杨村人没说，因为肯定会很惨，惨到他们不愿面对。有一年年三十，我去给两个老人拜年，六妈那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盼着你六伯早早死了！她看了看我，又说：跟你城里人不一样！我不知城里人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但我相信六妈说的是真话，你想，瘫在炕上十几年，甭说治病花的钱，单是生活开销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十多年，两个老人不可能有哪怕一分钱的收入，儿子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属于这个社会中收入最低的阶层，土里刨出的钱省了又省、算了又算，也就只够日常开销，没有多余的钱给父亲治病，但病又不能不治。所以杨村人说：一个病人，就把几家都拖垮了！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杨村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期盼全家老少健康地活着。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能寄希望于医院，因为当今的医院对于金钱的渴望与攫取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医院，你家里最好有印钞机；你也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国家，国家是城里人的国家，跟杨村人没有多大关系，仅有的那点关系是在征收各种税收和费用时才发生的；甚至，你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农民的儿女多是农民，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甚至做到了最好。于是，杨村人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全家老少四季平安、一生平安！前些年，杨村村后垒起了一座小得几个人都无法转身的小庙，但香火却极盛，每到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听到有“信女”在里面“南无阿弥陀佛”地念着，十分虔诚！你能要求她们什么呢？能要求她们批判封建迷信、破除四旧，像电影中的祥林嫂那样举起柴刀砍门槛？很多年来，我对于主流媒体把“愚昧”、“落后”、“麻木”等等这些词语加于农民身上很是反感，因为我觉得主流社会的一些代言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用杨村人常说的一句话是“良心让狗吃了！”他们了解农民吗？他们想了解农民吗？
2009年春的一天，年事已高的大姨来看望我重病在床的父亲，得知消息，两个姐姐和堂姐都来了。我赶回家后，见大姨一个人在，就问姐姐她们去哪里了。大姨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你姐她们不让给你说，她们去你妈坟地了，给你爸安顿安顿、烧一烧。我自然了解这“安顿”和“烧”的用意，只是苦笑了一下，但我并未去阻止她们。对于卧病几个月意识已不清楚的父亲来说，“活着”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乐趣。姐姐那样做，潜意识中可能觉得老这么拖着会把几个弟弟拖垮，也可能是觉得父亲老这样下去实在是活受罪。先前，我觉得只要父亲还活着，哪怕他卧病在床，哪怕他人事不省，也有爸爸在；而有爸爸在，我们“家”就还在。可当时我想，爸爸卧病这几个月，因为在外工作，我并没有端汤倒水伺候过一天，如果让我伺候卧病的父亲几个月或者几年，我还会那样想吗？在姐姐们“安顿”过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大姨可能想到了那一天“安顿”的事情，就安慰我说：你爸的罪可算受满了！可能，对于久病在床的父亲来说，死，也许真的是一种解脱。
对于杨村人来说，理想的状态就是健康地活着不要生病，而且最好是一辈子。可人吃五谷杂粮得百病。那么，得病以后杨村人怎么办？扛！能扛着绝不去治病。小病如此，大病也如此。你想，治一场大病，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靠土里刨猴年马月才能刨这么多？你如果告诉杨村的一个病人，说治好这个病需要十几万元、几十万元，那你还不如干脆活埋了他！于是就只能扛着，能扛多久扛多久，扛不下去了只好死去。在扛的过程中，最痛苦不是病人而是家人，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忍受着病痛在等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该是一件多残酷的事情啊！这样一天一天熬着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所以，老年人病了，似乎还好接受一些，毕竟岁数大了，病上几年就到头了。但年轻人就不同了，他病了，你不知道他会拖多久。杨村有一个媳妇，嫁过来生了两个孩子，不到三十岁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从此以后，她不能干活，不能受累，不能受气，不能受惊，不能激动，不能受冷，不能受热，不能生病（小病），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废人。如今，她已年近花甲，依然战战兢兢地在各种“不能”中扛着。其实，她的病只要做个“搭桥”或“支架”手术就可治愈，但几万块钱的手术费让家人望而却步，也就让她在煎熬中活了三十多年。她的家也让病彻底拖垮。杨村有人说，这个家要想再翻身，没个三两辈人不行。
我虽然生在杨村长在杨村，但毕竟是一个所谓的“公家人”，杨村农民对病的种种体会并不深刻，但也生过病。小时候不说，成年之后的两场病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次是在城里，一次是在杨村。1986年暑期，母亲刚去世不久，我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就回家过暑假，想着好和父亲有个照应。不想，回到杨村后不久就病了，就一点小病而已。那些天，秋雨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躺在病床上，听着院子里雨滴一下一下敲打在梧桐叶上的声音，想着去世不久的母亲，听着父亲在厨房里笨拙地忙碌的声音，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原想着回家照顾一下父亲，可回来后还要六十多岁的父亲为我做饭、煎药，这样一想，心情就更不好了，心想还不如回城里去治病。这个念头冒出之后，我突然为杨村农民感到悲哀：我生病了可以回城治疗，医药费由国家报销，可杨村人呢？他们怎么办？他们生病了，治疗需要自己掏钱，而钱恰恰是他们最缺少的东西，有些人家即使倾家荡产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他们生了大病，就只能扛着，用自己的“命”扛着！
2006年春，父亲腿部骨折，当时我正在重庆公干，接到电话后我迅速赶回杨村。弟弟拿着片子说，爸的腿应该不要紧，不是骨折，只是碎了一点点骨头，已经让县医院的医生看过且做了牵引。当时我不大放心，就拿上片子去城里找到一个相熟的骨科大夫，他一看说是股骨头骨折，是老年人最易出现的骨折。我当即打电话给弟弟让送父亲来城里做手术。当时，包括大姐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做手术，说八十岁了还要再挨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是良善的，是觉得手术又要花一笔钱。但我想着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父亲要在炕上瘫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就坚持着做了手术。出院后，我送父亲回到杨村。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人，都说父亲要了好儿子，要是换别人就肯定不做手术了。杨村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我都懂，并非别人家的儿子不好，而是别人家的儿子大多拿不出或者舍不得拿出做手术的那笔钱；父亲也不是要了好儿子，而是他有个儿子不是农民，能够拿出那笔钱。
钱！钱！钱！都是因为钱，杨村农民才不敢生病，生了病才不敢去治疗，宁愿用命扛着。2007年，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试行，杨村农民自然也是受益者，终于，杨村人得了大病才敢去城里的大医院治疗了。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由衷地感谢国家这一政策的出台，也由衷地为杨村的父老乡亲感到了一丝丝的欣慰。毕竟，他们也终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员，“国家”终于不再只是在征收各种税收和费用时才想到他们了。
不过，这种欣慰里似乎夹杂了些许苦涩，因为在杨村那些因为不敢治病而早早去世的人当中，不光有垂垂老人，也有我的同龄人。我不敢设想，如果我没能走出杨村，而是在杨村那一块土地上做农民，也是在土里刨食……
幸亏，这一切只是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