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一课时，曾言“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就本书而言，当然也算不上理想的文学史教材，而是一本个人化的教材大纲和讲义，本书也是其学生叶龙主要根据听课笔记记录整理而来的。
这种个人化，不是索绪尔那种宗师一样开宗立派的个人化，而是讲师一样公私兼杂的个人化。所以读本书，不应该抱着立论的态度来读，而应该抱着记述的态度读。如此，便能认识本书的缺点所在，也能勉强理解钱穆个人“死者”的心情。
罗振宇有一期“罗辑思维”就推荐了此书，但我嫌其吹捧得太过头。张嘴通儒，闭嘴格局——他看此书能看出什么格局？此书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是文学谈片。
总之，我们能想象出的讲师的个人化的特点都有：比如“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或者“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篇幅详略，语言文风，材料组织，个人杂述等，在附记中都有所说明。
以本书来看，钱穆所着重叙述的文体在诗与古文上，尤其是源头传统与历程流变，至于，词，曲，戏剧，小说等文体则叙述简略；从年代上看，先秦，汉，唐着墨较多，宋元明清则较少，尤其建安时代觉醒的文学的自觉性；在文论和文选方面，钱穆着重讲了《昭明文选》和《古文词类纂》。
由于讲授的年代比较早，有些观点值得商榷甚至已经被推翻。比如钱穆认为《老子》的文章体例比《论语》成熟，所以成书时间要更晚，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另外，鉴于钱穆的个人经历与立场，一些带有个人情感之说法比如对胡适，对鲁迅，对我党，看看便是了，认不认同另说。
不能因为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就顺势说这本《中国文学史》有多么好——它不见得就比早其十余年的、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高明。其缺点非常明显，但也不能否认钱穆的传统文化的功底。
理想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学者们，不管是多么远离还是鄙视还是吹捧各自心中的文学史，那是后来的事情；作为刚刚接触文学史的爱好者或者学生，把高教社那四本文学史踏踏实实地读完，要远比争论文学史理不理想有用得多。
实在不愿意看书，看看中国文学史的公开课也不错。但是，看几期“逻辑思维”就以为对中国文学史了如指掌，可以指点江山了，那是妄想。诚如吃几顿牛肉，自己变不成牛，倒有可能染上疯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