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不少人却陷入焦虑的困境。近日，一医师称，曾有一位32岁的患者在诊室哭诉因为害怕父母催婚，安排相亲，已经有3年不敢回家过年。相信回家过年被催婚是不少人心理非常难熬的“年关”。
该女子长期处于“无法满足重要他人期待”的情境中，导致大脑杏仁核过度活跃、前额叶调控功能减弱，形成灾难化思维（如“不结婚=人生失败”）。症状已超出普通焦虑，表现为持续失眠、回避社交、躯体化反应（心悸、胃肠紊乱），符合《婚前焦虑症》诊断标准中的情绪波动、行为逃避与认知偏差三重维度。若症状持续超一周未缓解，已达到临床干预阈值，需专业心理介入。
有相关研究表明，超70%受访者明确感受到催婚压力。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已升至28.67岁（男性29.38岁，女性27.95岁），较2010年推迟近4岁。这意味着，32岁未婚在当代已属常态，而非“异常”。然而，社会仍以“25岁前成家”为隐性标准，形成社会时钟与个体节奏的剧烈冲突。
父母的催婚行为，本质是生存焦虑与社会认同的投射。老一辈成长于社会保障薄弱时代，将婚姻视为“养老保障”与“人生安全网”；子女未婚被等同于“家庭失败”，引发“面子危机”，催促实为缓解自身羞耻感；而双方陷入“追-逃”循环——父母用质问施压，子女以沉默回避，最终导致情感联结断裂。这种冲突非个体问题，而是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个体主义在婚恋自主权上的结构性对抗。
三年不敢回家过年，绝非“矫情”或“情绪化”，而是医学可诊断的心理应激反应，根植于结构性社会压力与代际文化断裂。在平均初婚年龄逼近30岁的今天，这种恐惧是时代转型期的必然阵痛。真正的严重性，不在于个体是否结婚，而在于社会是否仍以“婚否”作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