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着病床上的老人，脸上的呼吸机布满了呼出的水汽，他的面庞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我弯下腰，想要听清楚他最后的话。可那张平日利索的嘴里已再也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我知道，他要去见他讲过的故事中的人物了。
我第一次见老人，还是在北京的天桥。高楼林立的世界中，时间唯独在这里放慢了步伐。这里的一切都是很旧的：旧胡同、旧牌匾，以至于当我看见老人时，还以为他是从旧物堆中走出来的。老人穿着一身灰色的大褂——大褂上缝了几道补丁，却十分干净，寸把长的胡须显然有精心打理，连同头发已尽显斑白之色，脸上皱纹堆累，一道道缝隙中积满了阳光与岁月的灰尘。老人坐在一张古旧的红木桌后，前面斜斜摆了几条板凳，零星坐着两三人，大多也上了岁数，只有几个小年青，却也都是走累了找地方歇歇脚，远远坐着刷手机，没在听老人讲什么。好奇间，走上前，仔细一听，哦，原来老人正在说书，他是个说书人。
老人讲的是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故事。话至兴起，老人抄起桌子上的折扇作长枪状，口中学着“哒哒”的马蹄声：“那赵云赵子龙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英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闭上眼，眼前似乎浮现出了硝烟弥漫的古战场，白盔小将横枪立马，是这墨色天地间最耀眼的一抹颜色。随着老人一摔醒木，结束了这一回的书。我猛然惊觉，回到了午后的老城。抬起头，视线中，浸沐在阳光中老人的白发被染成了金色，与他对视的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着别样的光。
从那以后，我成了老人说书摊上的常客——也许是因为心中残存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也许是被老人的热爱所打动。几乎每天下班后，我都会顺路去到老人的摊子，听他说书，陪他聊天。久而久之，老人跟我也熟络起来，见我来，也微微笑着点下头。老人很勤快，刮风下雨时，即使到附近的铺子中也照讲不误。于是，我每天枯燥的上班生活也有了别样的寄托。
老人说书很有特点。三国两晋西东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没有他不会的故事。一年到头，不会重复。我问过他，这么多的书是跟谁学的，他说是师父。老人说，他的师父是走南闯北的大说书人，刚解放时甚至见过总理。老了，讲不动了，就收了个小徒弟，把自己会的全教给他，也算是有个传承。时过境迁，当时的小徒弟成了如今的老人。老人也成了北京四九城内唯一一个仍在“撂地”的说书人。
我曾跟他说过，与他相似的说书人早已将评书搬上了舞台，搬进了剧院，搬上了荧幕，并劝他也这么做。老人却只是笑了笑，银白的胡须微微颤动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不能为了挣钱胡改的。”我有时说多了，他便恼了，不再说话，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半晌，悠悠吐出八个字：“生于民间，死于庙堂。”
老人并不是不想挣钱。老人很穷，无儿无女的他只能靠说书生活。听书付钱，给多给少，全凭心意。听完书一走了之的也大有人在，可老人却从不计较，实在没钱吃饭时，甚至要靠周围商家老板的周济。然而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泯灭老人的善心。每天清早，老人都会拿一根笤帚把周围店铺门口扫个干净才开始说书，从而报答店主们的恩情。不仅如此，一回说书时，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不远处乞讨。老人发现后，抬起手，将桌子上大半天挣的钱拢一拢，分成两半。犹豫片刻，又从其中一堆里拣出几张略有些褶皱的纸币，用力抹平，放到到另一堆，指了一下，跟我说：“小白啊，帮我给那个可怜人。”我愣了片刻，迟疑道：“老先生，那种人大多是骗子，你别看他上街乞讨，实际上人家有的是钱，就是想不劳而获。”老人听着我的话，却淡淡的说：“万一人家真有难处，我们难道能不管吗？”我注视着老人的双眼，那一刻他眼中有一丝光芒，从心底反射出来的纯洁的光。
时间悄无声息的步伐并没有带走老人说书的热情，却带走了听老人说书的人。逐渐的，原来那些上了年纪的听众要么去世，要么离开。老人的客人，有时竟只有我一人。夏末的一天，傍晚下班后，来到的天桥。此时的世界，暮色四合。老人浸润在夕阳余晖之中，须发成了金色。可他却只能坐在那张古旧的红木桌子后面，望着远方。落寞的身影如同一尊雕塑，孤独而安静。
我曾不止一次劝过老人，以他的能力，在手机上开个直播，讲点评书，既能养家糊口，又能将评书艺术发扬光大，何乐而不为之？听我说出这些，老人再也搬不出什么“死于庙堂”之类的大道理来反驳我，只是轻轻摇着头，每天仍照常来到天桥，在红木桌子后面度过一天。可当连续三天一个客人都没有时，我看见，老人眼中的光终于暗了下去。
最后一次听老人说书，是在一个初秋的傍晚，我是唯一的听众。那天，他讲的是《杨家将》；那一晚，他讲了很长时间。不顾北京十月晚间已然萧瑟的秋风，他从杨业出山讲到檀州大败。讲到《四郎探母》的情节时，我和他都潸然泪下。我的泪水流给他，他的泪水流给心中的艺术。
天，开始凉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老人。向周围的商贩打听，他们说最近北京城市容整改，城管把老人的红木桌子收走了。但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本子，说是老人留给我的。打开看，泛黄的纸上记载的满是评书的内容。一字一句，都是老人亲手写的，写了整整一本。我仿佛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伏在红木桌子上。将头脑中的艺术凝结在笔尖。我仿佛能看到，那双因激动而颤抖的手；我仿佛能看到，那双眼中再次闪耀的光芒。
也是在那时，我才终于知道了老人的名字。可这已经不再重要。对我而言，他是一个说书人，仅此而已，便已足够。
起初，我每天晚上仍都要去一次天桥，渴望再次看到那张红木桌子后面微笑着的身影——可终究是徒劳。渐渐的，频率降低到了一周一次，最后一个月才去一次。最后一次去时，一个和老人要好的老板告诉我，老人前一阵嗓子查出了点毛病，说不了书了，只能蹬起三轮收点破烂来挣钱糊口。于是，我就再也没去过天桥。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我又投入了上班下班反复无味的翻转，日常的娱乐被各种短视频取代，那个本子也被我埋在了柜底。岁月不仅能泛黄了纸张，更能让人忘掉一段过往。
怎能料到，再次接到老人的消息竟是噩耗。那个老板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老人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匆匆忙忙间赶到医院，听路人说，老人正骑着三轮打算回家，不知从哪里跑出了一个孩子，转眼就到了路中间，眼看就要被车撞到。老人一转车把，挡在了孩子与车之间，孩子被他推开，他自己却连人带车被飞驰而来的轿车撞翻在地……
一个讲了一辈子英雄故事的人，却在成为英雄时失去了生命。
我注视着老人的脸，看着他那已经浑浊的双眼——那再也没有了光亮的双眼。我俯下身，听着他喉咙中嘶哑的声音。我知道，他仍在讲故事，只不过这次的主人公是他自己。
泪水，不经意间流了下来。
窗外，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长空，留下灿烂的轨迹，最终却隐入夜的黑暗。可在它的身后，已然是有繁星满天。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老人送我的本子。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最后一页时，一句先前从未留意的话映入眼帘：
“不是艺术脱离了时代，而是时代淡忘了艺术。”
我想，这可能是老人对我最后问题的答案。
瞬间，又一滴泪水漫出眼眶。缓缓地，划过一道弧线。
从前，有一个说书人讲了一辈子故事，而我现在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