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清晨早起，继续读书学习并翻译古文句子“日行一善”，沿着反思深思并写作的兴趣之旅前行，力争每天进步一点点敲敲打打在键盘上打卡完成。
现如今的那些王公大臣们，虽然是通过所谓的制造音乐器具，表面上说是用来为了国家做事的需要。既使不只是像收取路上的积水、拆毁一段旧土墙那么容易，也一定会最终向黎民百姓征收获取很多钱财，用这些来制作大钟、响鼓、琴瑟、竽笙发出相应的声音。古代的圣贤君王们，也曾向黎民百姓们大规模地进行聚敛钱财，用来制造船只和车辆，制成之后会说：“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使用这些工具呢？”他们自己又会接着说：“船的使用在水里，车的使用在地上，它们既可以使君子的双脚休息，又可以使普通人的肩和背休息啊。”
所以黎民百姓都愿意拿出钱财来供奉给圣贤君王，也不敢不会因此作为忧戚怨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平民百姓们的利益。但是如果制作乐器也能够符合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那我就不能再去反对了。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用乐器就像圣贤君王用车船一样“为人民服务”，那我也是不敢反对的啊。
借古鉴今，墨子先生字里行间说的可以认为是管理者实施公共政策的外衣，其实本质上是“反中民之利”的借口。举出古代圣王造舟车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人们“君子息足、小人休肩”的生存痛点，可以将基建投入转化为切实的民生福祉。而当今有些人某些人制作乐器虽冠之以“服务国家”的名义，实则是虚无缥缈的形式主义，就是一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也就是说钟鼓琴瑟并没有转化为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现实行动。
这就又启示我们很多，其实任何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在其外在形式，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需求-供给”的价值闭环。古代舟车与现代基建异曲同工，皆因直指民众核心生存需求而具正当性。文化活动同样是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比方说若乐器能像移动互联网般重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是如现代医疗设备般改善生命质量，其存在的自有意义是不可或缺的。
说是可以借鉴，我认为墨子先生批判的并非音乐以及器物本身，而是我们的执行力什么时候也不能脱离实际客观需求。于是我就想到了伟人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已经翻译在上面了）——是的，真正的为民服务，才会是真正解决具体民生的正确方向，唯有直视所有的社会痛点做为锚点，才会让我们最终脱离虚幻的盛世景观扎扎实实地走向胜利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