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近来总会忽地想起一些事来，一些零碎的片断，有欢喜，有隐秘，有难舍，当然还有忧伤。但忆起这些片断是乎总是和人一起浮现，只是最近却有那么几次，冷不丁地从脑海中蹦出家乡的乌子树来，没有任何的征兆，它就那么瘁不及防地被想起，没有人，也没有事。
乌子树，当然是我熟悉的，它是我童年里不可缺失的一部份。它学名叫什么，我也没有仔细去探究过，在家乡的小山村长了很多棵。它树杆高大粗壮，枝繁叶茂，树径可达一米。虽说树大，但结的果子却小的可怜。圆形的带壳果粒最大的也就大拇指般，小的就更小了。这种果子跟板栗结构相似，只是板栗可能一个外壳里包裹几个果实，但乌子都是单粒。它通常象葡萄一样成串成串挂在树梢。待它成熟时，先裂开外面的表皮，果子就从里面蹦出来。果子的外壳呈咖啡色，硬得很，果肉带苦涩。只有在水里浸泡一个星期后再进行炒制，口感稍稍改善些。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也曾经当过经典的零食主角。虽然嫌弃，但总是相伴一年又一年，有得吃总比没得吃强哟。可如今？如今我又为什么会想起连小时候都嫌弃的乌子来呢？思绪飘飘又远了些。
村里的乌子树分三个片区，我家老屋东边的高岸上长了很大二棵，离家近，果子成熟后噼里啪啦砸得房顶瓦片响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去捡拾了。树实在太高，不敢爬，杆子又打不着，所以基本靠眼力在树下遍地找寻为主，这里是我的主战场。村子的南门头有好多棵，但树不大，也太远，光顾的人少得可怜。村子的后门山，有一大片，有几棵跟老屋高岸上一般大。
后门山？村子后门山那片乌子树下，是焕军的家。
焕军是我儿时伙伴，在村口那个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但三个年级一起上课的小学堂里，我们曾经同窗二年。二年后，他便故去了。那一年的春天，在那个冬久久不肯离去的春天里，他走了。没有再去学校，那一年他才十岁。
他是个性格相当内向的人，很少说话，而我小时候疯得很，所以我们其实玩得少。但我跟他姐姐关系不错，常常跟在他姐姐屁股后面转。他姐姐跟他同母异父，长他好几岁。那一年，他姐姐和他母亲流浪至我们小山村，他的父亲收留了她们，后来就有了焕军。
他家里很穷。虽然那个时候的农村都穷，但他家里特别穷。背靠山的一间半泥房，毛草盖顶。进门就是一口土灶，一张小木桌靠右边支着。几个大大小小的篮子高高低低地悬挂在梁上，一米七、八的人进得屋去，不由自主地会稍稍低下头，避开一下。紧靠着桌子是一个长方形用来装收割后谷子的木柜，这个木柜上面就是焕军的床，而他的姐姐睡在他对面，所谓的床就是一块木板搁在二条长凳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在偏房里，那间只容下一张床的偏房是他们父母的卧室。
家徒四壁，就是他们家真实的写照。记得小时候还曾问过母亲，他们家为什么这么穷，穷得连一张床都没有，要睡柜子？母亲可能怕小孩子会多舌，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含糊着说，钱哪里有那么好赚呢？只是母亲差我到村里小店去打酱油或是买点火柴时，我常常会碰见焕军的父亲翘着二郎腿，用三个被烟熏得很黄很黄的手指抓着一小半碗黄酒往胡子拉喳的嘴巴送去。咪上一小口，叽叭着嘴，一手从小店的柜台上抓起几粒兰花豆吃着，悠闲惬意得很。
“他就是个懒汉！不愿干活哪里来的钱，二个小孩有这样一个爹可是遭罪了。”外婆有一次摇着头跟我说。
焕军很少出来和村里其他小伙伴玩。当那片乌子林果实成熟时，我们就会天天去那里转悠。虽然每天清晨第一个场子肯定是他的了，但果实成熟时它会随时掉落下来，所以我们不会空手。看着我们在树下捡拾得起劲，焕军常常站在他家的门口，用冷冷的眼神看着我们，一声不啃。
“这树本来就是村里的，大家都可以来捡的，你不可以这样的。”焕军的姐姐看到，常常笑着这样跟他说。
虽然他姐姐这样说，虽然这树的确不是他们家的，虽然焕军自始自终没有说过一句不能捡的话。但每次看到他那冷冷的带有幽怨、敌对的眼神后，我捡的兴趣会大打折扣。乌子对我来说，多半只是为了捡拾好玩，而且是顶着被父亲逮到打一顿的风险来的。而对于他们家来说，每年还可以靠这一季果实磨出好几十斤的粉来。小的时候不懂事，把他那冷得让人看了起鸡皮的眼神当成了他的自私，不曾考虑到这眼神里藏着一个十岁小孩对生活如此艰辛的捍卫。
那一年，村里的乌子树小年，果结得少，我也就懒得再去了。不去捡乌子，整个夏天都没怎么看见他，等到那一学期快结束时，他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精神了，外出活动时他都一个人趴在桌子上，脸时而白得让人发瘆，时而满脸通红，带整个脖子都红得吓人。再后来他便休学了，因为他生病了，乡卫生所医生怀疑他生了一种叫出血热的病，有传染性，所以让他们赶快转上一级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以为他会在医院里待上一阵子，因为听大人们说这个病还是很严重的，会死人，连卫生所都没有能力医治。但三四天后一个晚上，他便由他母亲和姐姐搀扶着来二叔家了。二叔那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咦，不是应该在医院里的吗？怎么回来了？”二叔问。
“嗯，嗯，去县里医院看过了，让住院，可住不起啊，让医生配了些针，先打着，发烧嘛，配了青霉素消炎的。”焕军母亲应声着。
从那天开始，他便天天来二叔家打屁股针了，只是由先前搀扶着来，到后面由他父亲背着来了。快过年时，他在家休克过二次，掐了人中醒来后，喂了点糖水还是没有送医院急救。过年后他父亲背着他来打针的时候，他已没有力气独自坐那高凳子了，手臂象面条样挂着，眼窝深陷，脸颊上红点斑斑。头斜靠着他姐姐的肩膀上，他的母亲帮他扒下半边裤，他不说一句话，任由他们摆弄。
“他这个样子了，一定要送医院了，靠打针打不好了，这样下去有危险的。”二叔再一次警告。
“嗯，嗯，会好的，这二天小子说不怎么浑身疼了。”焕军父亲露着那口黄得发黑的牙解释着，还嘿嘿笑着。我突然觉得对这个父亲万般憎恶起来，二叔说的这么严重，他的父亲居然还会笑着回答？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二叔说，焕军死了，他不用再来打针了。
从那一年开始，我就不再去捡乌子了。忽然之间觉得弯腰佝背去找那些个小得可怜的果子，真没有意思，又不好吃。可是为什么突然会觉得没有意思了呢？那时的我并不清楚。
而此时此刻，我明白了。原来有一个幼小的生命曾被岁月无情地对待，被家人残酷地忽视，最后消失了，消失在那片乌子树林下。空气是如此凝重、潮湿。乌子果实比先前更苦涩难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