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底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巨大。多数民众或许不太清楚三国时期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但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却耳熟能详，很多人甚至直接把小说中虚构的桥段当作真是历史来看待。这部小说不仅影响着民众对三国历史的印象，更改变了对三国时期人物的印象，比如说刘皇叔仁义、曹操是奸诈小人、周瑜气量过于狭小等。这无疑也证明了《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成功。

《三国演义》能够如此深远地影响民众对历史以及相关人物的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三国演义》的确是依据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创作出来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这样评价:“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先不争论小说中事实和虚构的具体比例，事实和虚构情节巧妙融合，的确是《三国演义》如此成功的一大因素。以历史事实为依托，删繁就简，提炼主线，增强了故事的置信度；以虚构的艺术手法增强故事的戏剧冲突，一波三折，突出人物性格，让整个故事更加吸引读者。

三国历史头绪纷杂，矛盾重重，变故不断，想要从头到尾讲清楚，着实不易。而《三国演义》能够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做到明代高儒评价的那样“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让读者能够大概掌握近百年的历史走向。董每戡在《<三国演义>试论》中也认为，《三国演义》能够做到“首尾完整，到底不懈”，“一气呵成，神气完足”，所以它才能成为我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其次，《三国演义》符合了当时社会民众的思想倾向。实际上，《三国演义》不仅是基于真实的历史创造出来的，更融合了民众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传说。那么，民众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自然反应在其中。

比如“拥刘”还是“拥曹”的问题，历史上不同的人各持观点。《三国演义》表达了明显的拥刘反曹思想。在董每戡看来，这不仅仅是出于所谓“封建正统观念”，更在于其成书的时代背景。这主要从书中突出曹操奸诈一面的态度上来看。

都说盖棺定论，但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并没有停留在其人身死之时，反而在其死后长时间内不断改变。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有目共睹，他也的确有奸诈暴戾的一面，可以说毁誉参半。其实在唐代，对曹操的评价还没有特别反面，他的阴险狡诈形象是在宋代慢慢形成的，尤其是南宋和元代。

南宋王十朋道“我虽有酒，不祀曹魏”，陆游也说“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显然，曹操在这里，就是南宋面临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他们都是借由汉魏历史来表达他们意图恢复中原、收复失地的理想和对北方劲敌的反抗心态。这也是当时偏安南方的汉族民众的共同心声。这种民族情感也一直延续到元代。

根据董每戡推测，《三国演义》大约成书于罗贯中做张士诚幕僚时期前后，正是各路民间力量抗元起义时期。这时写成具有明确拥刘反曹倾向的《三国演义》，一来顺应民众收复北方的意愿，二来也有号召更多民众参与抗元斗争的意图。因此，书中曹操作为元朝统治者的象征，自然被刻画成阴险、奸诈、残暴、无良的反面形象，这样才更能激起民众的反抗情绪。

最后，《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改变曹操等人的身后名并令其如此深入人心，得益于罗贯中对诸多三国人物形象成功的艺术刻画。

即使有民间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为依托，但《三国演义》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离不开罗贯中的大胆创作。《三国演义》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是非常成功的，最主要人物都形象饱满，各有特色。这是因为罗贯中能够娴熟地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可以把简单的故事叙述得一波三折，比如“煮酒论英雄”一段故事，更善于虚构出精彩的桥段，增强戏剧冲突，突出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故事。

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曹操成为民众心里的大反派，诸葛亮成为神到“近妖”的军师，周瑜成为那个慨叹“既生瑜何生亮”的英年早逝的大都督……难免有人拿书中的人物同真实的历史人物作对比，认为小说刻画得太过了。其实不用非要这样直接对比，《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做出艺术创作很正常。并且，二者实际上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通过文学虚构，刻画出细致、饱满的人物形象，令读者信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真实”，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董每戡在《<三国演义>试论》中赞扬了罗贯中的创作成就，认为其“想象创造，仍不失根据，依史实又不为它束缚，致损失了想象的完整，乍即乍离，掌握了准确的尺寸”。

说《三国演义》树立了民众心目中曹操的奸诈形象不为过。书中的确突出了曹操残忍杀戮、多疑、奸诈的一面，而弱化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功绩。这种有明显倾向性的刻画，的确是为了贴合当时的民族情绪、满足时代的需求，未必是作者个人对曹操有多大偏见。从艺术上看，这是罗贯中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大成功。对于曹操等真实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应该基于史料，而不应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学会分清“历史事实”和“艺术事实”。

2020.01.21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