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文婆的棺柩被推入熊熊的火焰，又装进了一个四方木盒里，在场的后代、亲人、老友、同村的村民，鞠着帕子偷偷抹泪的，来回踱步沉闷抽烟的，忙碌奔走张罗事务的，面无表情目光空洞的，才第一次从大屏幕上知道了文婆的名字。殡仪馆的喇叭里最后一次传来陌生的女低音念起这个名字，低沉又压抑，仿佛敲响层层锈铁包裹的丧钟，大厅里静默无比，人们停止了动作摆正了姿势，声音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仿佛心上结起了一层厚重的灰色的痂。
文婆生育了四个女儿，在当时的社会生四个女儿是不幸的事，村里有的人称文婆一家是绝户，古时候被称为绝户的人家香火无人继承，血脉就此绝断。小女儿出生没多久，文婆的丈夫老贺在肃反中被发配到西北服役，落在了当时的劳改地 --- 新疆劳改农场。据人说，那地方毗邻大漠，昼夜温差有四十多度，灼热的沙漠带走了一切不坚韧的生命，极寒的夜里，起伏的沙堆上有狼群出没。同老贺一道被抓走的，还有文家村几十号年轻人，三十年多后，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得以归乡，更多的成为了西北的一茔孤塚。
阿水对文婆的记忆少之又少，却又深之又深，仿佛她永远那么老似的，头发花白且软，卧室里摆一台精确的老式台钟，嘀嗒、嘀嗒不急不缓的把一个人的生命走完。文婆终日塌陷在一张老旧的沙发里，她说的话越来越少，记忆越来越模糊，在经历了一次跌撞后，文婆的身体一发不可收拾的衰败下去，她的遗忘开始加速，有时候竟连四个女儿也不认识了。
据说，老去的人记忆会经过淘洗而留下最深刻的片段，终于在那么一天，文婆拒绝了所有人伸来的碗勺而独独只接受了阿水母亲的，也在那一天，她又讲述了：我是去过那儿的，新疆。
从旧的城南火车站出发，没有往伊犁的直达火车，地图上从这儿到那儿，四千公里迂回的路只有巴掌长的距离，那是文婆第一次出远门。
出发前，文婆收拾了一个大的包裹，里面塞着老贺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珍贵的粮用票，那是饥馑年代由一个女人操持的五口之家里省吃俭用留存下的物资。文婆不识字，也不知道劳改农场的具体位置，靠着问询和摸索，竟生生从江南到达边疆。这经历成为了文婆仅存的难忘回忆。
老贺是在离开四十年后回到文家村的，再没有人会知道那是怎样的重逢场面。据阿水母亲说，老贺的脾气被四十年边疆生活磨光了，变得像一块木头一般沉默，变得恐惧一切而只想回家，在孙女的婚礼上，老贺沉默的吃了一些东西后迫不及待坐上了接来宾的车等待回家。他在西北寒风烈日里煎熬过、在劳顿饥饿暴力中挣扎过的身体，面对一份无人争抢且干净温馨的食物时，泪水总要先到一步，被生存危机积压的种种疾病终于在平和年代爆发出来，沉默的、苦难的、丢失半生的老贺，在与别离了四十年的妻子重逢两年后，离开了人世。
老贺离开后，文婆也衰弱下去，像是被抽掉了主梁的房子，挨过了新世纪的头十年，在文家村拆离的谣言愈演愈烈的关头，文婆见毕了家族里大小百十口人后，溘然长辞。文婆离开后的第二年，城南被夷为平地，毗邻城南的文家村里，年轻一辈嗅到浓郁的危机后纷纷离开，在别的村庄扎起根或远走。紧接着，先是池塘被填埋，来不及逃走的鱼在睡梦中迎接了死亡，自称建设者的人们在塘里灌上土，又铺上美观的草皮，继而又垒砌了石碑。没过几个月，重型机器驶上了水稻田，像收割水稻一般收割了土地，文家村的老人们搀扶着彼此立在田沿上见证了这一壮举，一双双扶着拐杖的手曾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出一个个兴旺或破败的家族，从两个人的结合被岁月推磨成上百人的大家庭。而今，这片土地再也不会长出庄稼。
那些在文家村覆灭前离开的，被记录上了旧的族谱，成为了这个村庄永远的、老去的魂。
文家村苦命的女人们和她们同样苦命的孩子，在动荡的五十年代，抱团取暖相互慰藉，这样的艰辛故事流传下来极少，文家村的女人们大都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她们所拥有的坚韧和生活的智慧是在饥荒、困苦、流离的夹缝里熬煮出来的，她们中没有人留存下那个年代的书面证据，口述的故事经过代代柴米油盐的消磨也渐趋模糊，她们只是以活着本身，彰显她们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