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读尼采，一边读一边随手记一些感想，回头再看，挺幼嫩和阴郁的，但却是当时内心真实的记录，现在原封不动，编个小集子，留作纪念。
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对于什么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后来，他进入了一个党派。再后来，党派内部出现了分裂，左派的观点他表示理解，右派的观点他也表示理解。第一次，右派战胜了左派，将左派的骨干杀死，他幸免，留在了右派中；第二次，左派卷土重来，战胜了右派，将右派的骨干杀死，他幸免，随着资历的不断提高，他被推为左派的骨干；第三次，右派杀回来，他想逃跑，当看到左派一双双眼睛的时候，他胆怯了，腿软了，最后他被推上了断头台，不同的是，这次被杀的只有他一个人；若干年后，左派再次获得胜利，他被追封成了英雄，成了旗帜。
一个受虐狂，用钉子扎自己，用头撞墙，人们无动于衷，最后，他一个人像狗一样死去；另一个受虐狂，用最严厉的道德约束自己，并让虚弱的人喝他的血，人们热泪盈眶，最后，他作为英雄和拯救者被写进了历史。
在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女人的贞操高于了生命，后来，一个叫朱熹的大儒为了迎合这个潮流，逼迫自己的妹妹守寡，从此，统治者们看到了儒家更广泛的利用价值。
很显然，有些人喜欢一种叫超越性的东西，别人没有做到的，自己做到了，那是何等的“有价值”，但后来，当人们发现这样的超越让自己异常不舒服的时候，大体有三条路好走，第一，继续做苦行僧，将不舒服归罪于自己的恶；第二，给超越立碑，给自己放纵，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舍不得赞美呢？第三，给超越掘墓，否定一种超越，完成另一次超越。这样看来，道德和反道德本质上是一致的。
人们有时候是很喜欢“误解”的。误解可以使和自己智力相当的对手变得一文不值，而使自己在这种误解中变得智慧甚至变得高大，请不要消除这样的误解，否则那些文人墨客如何能获得那一点点的优越感，否则那些政客们靠什么来打压自己的对手；误解可以给两个世界的人刷上润滑剂，有了这样的润滑剂，人们并可以如胶似漆了，看，我们的目标是如此的一致，我们的道路是如此的吻合，原来，我们本来就共同拥有着同一个世界，请不要澄清这样的误解，否则，很多将死的人觉得一生是如此的荒谬，否则，很多还生活着人觉得如此地孤独；当然，还有一种是“被误解”，它或者给弱小的生命以所谓“战斗”的精神，或者给弱小的生命以“哭泣”的借口。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想象中进行，在想象的结论中指导行为的。
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有发情期，但和那些一般只在春天发情的动物不同，人随时都可能发情。发情的人，时而快乐，时而悲伤，时而激昂，时而沉默，或是强奸别人，或是自慰。没有了这些，人真不知道该如何去消耗自己的生命了。
请不要拒绝痛苦，没有了痛苦的感知，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了。而痛苦和快乐这一对感受组装起来的精神鸦片，只要抽上一口，就会让需要不停活动的大脑不能自拔。
同情据说是一种好的品德，面对一个哭泣的孩子，人们的同情慢慢溢出，全身充满了温暖，面庞也变得慈祥，这一刻，感性和理性得到了融合，阳光普照大地。下一步就是施舍了，施舍让人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如此的富有，或者让人突然间发现在一个万能的上帝面前，我们和孩子都是这样的脆弱。请不要觉得脆弱是一个不好的词汇，要知道，当人们认识到脆弱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质的状态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变得异常的坚强和团结。但问题也随之而出，为什么我们学会了坚强，你还在不停哭泣呢？原来你本不该获得这份同情，原来痛苦是你自找的，原来你只想通过被施舍而一劳永逸。于是，同情完成了人们不得不自私的完美轮回。
孝看起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在现实操作中，似乎是一种最基本的交换关系。在这里，付出者或者从自身，或者从他人那里得到回报。但，这个的付出和回报是如此的低效率，消耗了旺盛的生命，换来的却是近乎原始的镇定剂或兴奋剂。忠相对于孝而言，显得更加的肮脏和无聊。
朱元璋说，为了让自己更加舒服，必须解除曾经战友的兵权。在那场鸿门宴上，他是用嘴劝的，还是用武力逼的呢？讲到道德者推崇前者，将政治者推测后者，统治者说前者，做后者。
请对那些软弱的人讲道德吧，因为，除了道德，他们再也没有武器去和那些强大的人对抗了。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它的时候，它也会让本就单薄的灵魂慢慢腐烂。
请不要说别人伤害了你的自尊，你的一切都是别人给你的，现在只是别人又把它们拿回去了而已。看那头顶的太阳，它是施舍者，它是伤害者，只因为它从来总是燃烧自己。
你本来走在自己的生命的路上，可路边的诱惑太多，以至于你想当英雄，以至于你想让自己盛开得比其他的花都娇艳，那好吧，不过，你必须忍受脚下和身边更多的散发着恶臭的肥料。否则，你的委屈和抱怨就只能证明你的贪婪而已。
有人喜欢当别人的老师，但他又不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没有修养甚至是莽撞的人。
一旦和别人的想法和行为有冲突，人们总是倾向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样的正确性又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是优于别人的。这样的正确倾向和优于别人的倾向，有时候在人性中又是互为因果的。
很显然，讽刺是一种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较好的办法，这样的反对是如此的高高在上，它站在所有人的头顶之上，面带微笑地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可怜的人啊，你们的想法和行为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可笑。这样一来，不仅达到了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目的，还获得了攻击的快感，以及虚荣心的满足。
当然，讽刺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却变成了表演的手段。通过这样的表演，他们和被讽刺的对立面划清了界限，他在通过这样的表演告诉别人，他是足够高尚和足够智慧的。不过后来，事情越来越模糊了，好像他本来就是那样的高贵，于是，大家都在讽刺，思想和行动还是在不断地恶化。也许是这样的，一旦讽刺流行，所有的责任都会被抛弃，人们很从容地扮演着讽刺者和被讽刺者两个看似对立的角色。
和嘲笑他人不同的幽默是嘲笑自己，但有些人在嘲笑自己的时候搞得如此地轰轰烈烈，这样的幽默总是找不到切当的力度，一会他让自己在别人面前丑陋不堪，一会他又让别人在自己面前无地自容。原来，他一直在心里说，其实你们比我更卑猥。
当道德的合理性被质疑的时候，健康这个有着所谓“科学”依据的体系开始慢慢占领了道德的领域。当一个男人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是健康不健康的问题。当健康问题从肉体转向大脑的时候，人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又一次被绑架了。
当人们对一件事情越了解的时候，人们越觉得对这件事越无知，比如对我们本身。当人们对一件事情一知半解的时候，人们越觉得自己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比如对别人。要知道这是一个感觉上的错误。事实上，我们最了解的是自己，对于别人我们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同样，别人也是这样。所以，不必要埋怨没有人懂自己，因为你没有想也从来不能够懂别人；所以，不必要埋怨被别人抛弃，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拥有过彼此。
两个“表演者”的谈话很容易出现冲突，这样的冲突可能源于彼此都没有获得表演的机会，两个“观看者”的谈话很容易出现冷场，因为他们彼此都想把表演的机会留给对方。如果恰巧是一个表演者和一个观看者，那就谈笑风生了。
舞台上好的表演的必要条件是观众给予关注的目光，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将这份关注留给自己，所以成功的表演一定要“真诚”地对观众说，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赞同，那我们是对的，你们反对甚至是不理解，那我们是错的。如果表演者觉得这样做不舒服甚至厌恶，那干脆就不要表演了。
有很多联系看起来是那样的脆弱，比如：女人浑圆的屁股代表了能多生孩子（性感）；男人宽大的肩膀代表了安全（可靠）；细长的脖子代表了骄傲（高贵）；粗大的手代表了辛劳（低贱）。然后，很多事情又在这样的联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相互联系。
一个“疯子”的世界也许比一个“正常人”的世界更加的丰富和强烈，所以，一个“残忍”的人也许比一个“温和”的人更加体验得到什么是温暖，更加懂得什么是爱。如果是这样，那关于好与坏、爱与恨，我们拿什么作为资本去教导他们呢？
有一种东西被称之为“过激”，即某人的言语或者行动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和承受范围。一个在草地上玩耍的小孩随时都可能结束几只无辜蚂蚁的性命，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如此小心地行事，却被称作过激了。
手术是剖开肌肤，将有危害的组织去除，然后再将肌肤缝合。但，有时候人们只是将肌肤剖开，往里面看了两眼就再次缝合了起来。
爱，这个人类古老的情感，被一代又一代失落的文人粉饰之后，变得如此的迷人。虽然我们知道它只是一大块到处是窟窿的石头，但却还是迷恋着它的阴晴圆缺。
在幸福中爱是具体的、无奇的，在不幸中爱反而是缥缈的、跌宕的。所以那些要找寻爱的年轻人，何以要去向不幸者学习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的头脑就开始变得对称。有有就有无，有左就有右。进而，人们开始有了对、错的观念，人们眼中的事物有了好、坏的区别。以这种对称为基础，人们竟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人们在这个创造过程中似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晰，进而，有一天，人们都开始大声的说，这个体系是人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原因。很显然，在动物眼中，规定是非善恶是一项都么复杂的工程啊。
在这个基础上，人还是不安分的。仅仅区别于动物开始抑制不了这样的不安分了，于是，有些更加“智慧”的人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左右原本没有区别，这只是人的固执；是非对错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此这般，一个叫“辩证”新体系诞生了，在这个体系中人开始变得超然，变得安详，甚至有点接近“上帝”、“上天”了，看看人变得多么的神气。
不管怎么样，那些人在探索着人的全部意义，这样的探索是如此的刺激，如此的自由，如此的有尊严，但对后人却是不负责任的。须知，创造一个体系和维护一个体系是多么的不同，后者让人活得空虚而世故，活得软弱而烦闷，就连动物的那点冲动都没有勇气释放。不仅是这样，竟然还有人主动放弃尊严，甘心做奴隶，竟然那些奴隶还要求别人也做奴隶。
所以，人们变得猥琐而可怜了。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心生想法时，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这是好的是坏的，这是善的还是恶的。仿佛这样的审查成了人的实质，人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审查机制。看看，人多么的荒唐阿，竟然活的比动物都不自在了。
当然也有意志强大的人，比如：老子就是对的，你们不要放屁；老子就是错的，你能拿老子怎么样。这样的人多少还算得上有几份人样，他们不是奴隶的领导者就是奴隶的镇压对象。
如果有一天对称不再存在，在对和错、真与假、善于恶之间还存在一个空间，在这里不是像“神”一样或调和或统一了“对立”，而是存在着个人的真实体验，也许，人们会重新获得各自的尊严。
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力量，这时候，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身不由己了。所以，不管他的言语是我们赞同的还是反对的，我们都要保持相对的冷静，要切忌，我们不能从这样的言语中来断定他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敌人。
一对一的私下交谈有时候看起来是如此的亲密，但很多时候，这样的亲密比不上公众场合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抛去的一个媚眼。
有一种自由，是卑劣者的自由，它试图通过不断地流氓式的集聚和嚎叫来不劳而获。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们有的，必须分我们一半，如果不给我们那一半，我们就只能毁灭它。那些乐观主义者或者悲观主义者，必须明白，自由是勤劳者自己给自己的赏赐。
要知道，自由是“价格”高昂的药，它调节着冲动和理智的平衡，而很多人买得起大把药的人在炫耀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药物依赖者，甚至已经药物中毒了。
在文字成为几乎所有大众都掌握了的表达工具的时候，文字通过诗的形式又一次被赋予了神秘感，要知道，在很多人的世界中，神秘感的消失是多么可怕啊，那意味着生命的匮乏感，对很多所谓的“精英”是这样，对很多“大众”似乎也一样。
请慎重对待那些可怜者，当我们被同情心左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将自己抛入一个陷阱中。要知道，同情心需要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支撑，可怜者可能变得不再可怜，而同情者在自己变得可怜的时候，还是很难从同情中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穷人在同情着比自己富裕的人。
只要我们静下来想想，我们就会发现，以德报怨是对敌人的彻底的报复，因为，这表示，我们不仅没有被敌人打倒，还不费吹灰之力就扯破了敌人最宝贵的“自尊”。而所谓的“报恩”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不同的只是，开始的时候自己被别人扯破了“自尊”，现在自己终于站起来了，且站得比别人还要高。
据说有一种伟大的爱，叫做母爱。它包含无私、温暖、忍耐、坚韧等等公认的美好的因素。不知道这样的赞美会“母亲”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也许是我比较恶毒，看到的只是坏处。
母亲在这样的赞美面前或是心虚了或是膨胀了虚荣心，后来竟然慢慢默认了，甚至自觉地遵守起这世俗的规定，最后，很多女性都成了牺牲者。
有一种赞美是这样形成的，他首先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别人，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于是开始忏悔，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别人，因为这样的忏悔会让自己变得心安理得。所以，我们尽情伤害别人吧，最后，我们可以用赞美把以前的污点都洗干净。
我们有时候可以没有理由地爱一个人，但似乎总需要一个理由去恨一个人。所以，一旦有了仇恨，我们就要每天回忆一遍仇恨的理由，否则我们就很快遗忘，因为，不仅我们自己的记忆力不够好，这个社会也将这样的遗忘称为美德。
我恶毒地认为，忍耐是一种很坏的品质，因为它，在纵容别人倾犯自己的时候，总是想从其他地方通过“报复”来获得补偿。
很多事情在经过媒体 “精心地设计”的曝光之后，就从现实问题变成了表层问题，就从行动变成了表态，这样看来，媒体似乎是权力者的帮凶。
当你看到我在痛骂很多事情的时候，请不要误解。我内心并不是充满了不满，更不是想改变什么，我只是像逃兵一样，按照规定的情节，在一边跑一边向身后放两枪。
很多教育者的天真在于，他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让孩子看到黑夜，那他们以后就会永远生活着阳光之中。他们需要被告知的也许有两点：只要还在地球上，白天和黑夜就从来不会长久地单独存在；在黑夜中，有了手电再加上小心谨慎，就不容易跌倒。
小学课本上引用了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直到大学还是很少有人知道，鲁迅在之后说的话，这个“甘”是有限度的，关键是我自己愿意，如果太欺负我，大家都不要玩了。
好像是尼采说过这样一个大概的意思：年轻人喜欢奇特的东西，年长一点，见怪不怪了，就喜欢一些具体的和纯朴点的东西，再年长点，什么都见过了，觉得有点枯燥，就喜欢给所有的东西加点糖，看起来不同了，但那些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静静想来，似乎很多习惯了演戏的人，临死都不甘心谢幕，这时候，最真的话也许成了最假的话，最假的话可能是最真的话。且，越是知名的戏子，越想不朽。
但请不要责骂他们的不真诚，如果不演戏，人们怎么能慢慢走近他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