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通译】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学究】
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
理解了仁，如何做到仁，那是仁的动态构图，当然仁的构图还有结果。也就是说，一种思想的出现时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于是就会出现环境变化时对仁的坚持，也就是真实的仁。
我们在众人面前容易做到仁德，因为有礼仪的制约，一旦离开公众视线，能否做到仁，就涉及到仁的本质。
我们要明白做到仁德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面子嘛？显然我们对仁的意义和作用产生了偏差，正像上段文字中叶公说“子证父偷”一样，只是为了表面的存在，还不如孔子说“子庇父偷”来得真实。
仁不关他人的事，是关自己的事，明白了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环境，自己内心都有一份对仁的执着和真实，便能得到真的仁德庇护，于是“恭、敬、忠”就成了自己的生命信息。
【原文】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通译】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于四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学究】
孔子观念中的“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能够担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他认为是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他所培养的就是具有前两种品德的“士” 。
士族皆贵族也，也就是懂得礼仪和应用礼仪之人。孔子探索社会关系，自然对人的阶级性有根本性的区分。而士族就是孔子竭力推崇的阶级，因为这个基层代表社会的文化和传承。
我们不要轻易地被阶级这个词语所禁锢，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区别，但人的角色是有阶级性的。不能因为有阶级性而抹杀人的本性，也不应人的本性一样而废弃阶级性。
这次一个体和用的关系，无体便无用，无用便无体，体用转换间，阶级性自然成为我们行为监督的一种手段。孔子在这里对子贡所说的阶级划分，是有严肃的社会性。而不能一味地拿自然性的东西来批驳孔子的阶级性。
在学术探讨时候，总要有切入的途径和探索的主题，范畴不一样，逻辑便不一样，如何区分这样的探索路径，就能看出一个学术的严密性。
【原文】（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通译】
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做事畏畏缩缩不肯干。”
【学究】
“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行为品质。一是流于冒进，进取，敢作敢为；一是流于退缩，不敢作为。孔子认为，中行就是不偏不狂，也不偏于狷。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于中庸的思想。
无论中庸，中观，无为都是人性本质的一面，不同的思想流派解析人性本质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逻辑和方法。中庸之道就是儒学的世界观。孔子通过狂人和狷人的行为表达来解读中庸之道，也是一种行证方式。
透过人这个自然角色在社会中的表现，就能明白此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他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这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学术总归要服务于社会的实践，离开实际的应用，那么学术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也就失去了探索的意义。
狂人何其多，狷人也何其多，能区别这两种人便能获得中庸之道，可惜的是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狂人或者是狷人，一旦进入对立的区别，便自然把自己划到另外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