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韩愈自称“昌黎韩愈”，柳宗元曾说自己是“河东解人”，但他们都出生在长安。不过，两人与长安的关系及对长安的感情有所不同。韩愈虽出生于长安，但3岁时离开了，7岁随兄长韩会又来长安，11岁因韩会被贬，又离京城而去了韶州，韩会死去后，韩愈随嫂移居河阳、宣城。再来长安时，已是19岁了。

　　可以说，韩愈是没有故乡的。如果说有，他有的是一个精神故乡，这就是从小时阅读儒家典籍中描绘的理想化了的古代社会。由此，韩愈“好古”是真诚的。他不仅自己所信奉的是“古道”，自道：“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上宰相书》）对好友也做这样的评价。如他对孟郊的赞扬就是：“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与孟东野书》）在《孟生诗》中又讲：“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韩愈有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他未来的思想及文学事业打下了基础。但这也使他不象常人那样有现实感，因此在现实适应性方面，他没有表现出与他的智力相等的聪明。韩愈说自己“与世事都不通晓”，对此不能完全当真，但韩愈早年对社会的适应确有问题。当他感觉自己对社会现实不能适应之时，就更容易格外倾心于古书上所描绘的世界。这就使他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有着比常人更丰富和真切的感受。韩愈所做的诗文也多有对此心态的描写。如《出门》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转若相期。” 从中可看出，韩愈的“与世参差”和对古人的亲切感是互为因果的。

　　韩愈心存古道而又关注现实，他的许多抒情性作品，都有着古今的强烈对比。如著名的《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茍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本来是为眼前的朋友送行，文章却从古代起笔。从文章学角度看，我们自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别致的写作笔法，但若着眼于韩愈的心理特点，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与韩愈心态最为相符合的表达方式。韩愈心中本来就有古代燕赵的故事，这是韩愈阅读古代典时早就熟悉的。现在得知董生要去那里，韩愈马上想到古代的“感慨悲歌之士”，这不是最自然不过了吗？他后来写的另一篇名文《送杨少尹序》也同样如此：“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也是从汉代人写起。因为汉代的人和故事，对韩愈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韩愈面对一个现实中的具体事件或场景时，往往将现实场景与历史联系起来，于是时空阔大而感慨遂深，而个人的情感由此也具有了超越个人的社会文化的内涵。

　　与韩愈不同，柳宗元不仅出生于长安，也成长在长安，长安是他的故乡。他家在长安城西南的沣川岸边“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庄园，在长安繁华地区亲仁里也有房产。除少年时随父亲去南方的几年外，柳宗元三十三岁以前在都生活在长安。因自己的才华，也因能得到柳氏家族的一些帮助，柳宗元在入仕初期相当顺利。他21岁进士及第，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正式踏入了仕途。29岁被提升为监察御史，33岁又破格升任礼部员外郎，进入政治高层。

　　柳宗元一帆风顺之时，比他大5岁的韩愈却很坎坷。韩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科场不顺，先后屈于董进、张建封幕府。贞元十七年他回长安应铨选，好友孟郊得到一个县尉的职务，他却落选了，转年才得授四门博士。但生活也没有多在改善。贞元十九年长安大雪，韩愈做《苦寒》，写自己的境况是“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臭，血冻指不拈。”如处冰窖一般。这年冬天，韩愈迁御史中丞，不料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这一时期韩愈仕途不顺，在思想和文学方面却取得高度成就。他的文论名篇《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及诗文杰作如《山石》、《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师说》等都作于这一时期。这正如他自己所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此时他“未得位”，只能“修辞以明道”。

　　韩愈在阳山呆了一年半，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贞元年夏，韩愈接到朝廷让他待命彬州的命令，他到了彬州，九月又到江陵。这时，政治上的不幸命运轮到柳宗元了，他因参加了很快就失败了的“永贞维新”，而被新皇帝宪宗贬到永州。柳宗元从此离开长安，再未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柳宗元政治上失位，也决心以“文”来“明道”。柳宗元非常有才华，但在长安时，他写的主要是为朝廷政治服务的骈文，而不是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古文。《旧唐书》说柳宗元之文“精裁密致，璨若珠贝”。这自然就是骈文。柳宗元是从被贬之后专心做古文的。并很快取得了可以与韩愈相比的成就。政治上的不幸助就柳宗元文学的成就，这一点韩愈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道：“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但远离长安，对柳宗来说是一种深深的痛楚。从柳宗元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京师生活及当时的活动给他流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生也未磨灭。他对长安是如此熟悉，以至其作品的人物活动的背景往往都是长安，或是长安附近。如《宋清传》中写：“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 《种树郭橐驼传》写“郭橐驼……其乡丰乐乡，在长安西。”《梓人传》也写：“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柳宗元在诗歌中，更强烈地表达了对京师的怀想之情；“上苑年年占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只应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

　　如果说韩愈文中常常有古与今的对比，那么，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则往往潜含远州与京师的对比。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既是受永州自然山水之美的吸引，更是想以登山临水排遣自己的郁闷，因此作品中有对景物的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生动的描绘。但最终往往又觉得永州是荒凉之所，其美丽的风景是放错了地方而为这些美景而痛惜。如《钴姆潭西小丘记》：“……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鄂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小石城山记》也是一样：“噫，吾疑造物主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蛮。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京师与遥远的“夷地”是处处构成对比的。这说明，作者无法忘怀长安生活，在他写永州风景时，心中仍有着对京师长安的鲜明记忆。

　　柳宗元被贬永州，韩倒回到了长安，任国子博士。但韩愈这时还不适应长安官场生活，转年自己请求赴东都洛阳。5年后，即元和六年，韩愈调任方员外郎，才离开洛阳再赴长安。自此到元和十三年，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元和八年，韩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九年，韩愈以比部郎中转考功郎中。12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到元和十年，韩愈家庭生活安定和富裕了。他在长安靖安里为自己置了一座屋庐，写了《示儿》诗以纪其事：“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颇有志得意满之感。但时过不久，韩愈也被贬离开了长安。他因宪宗佞佛而上《谏佛骨表》，结果宪宗大怒，把他贬到潮州。这一年，韩愈又焕发文学才情，他写的诗歌今存19首，文也有11篇。包括《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记宜城驿》、《鳄鱼文》、《题楚昭王庙》、《泷吏》等诗文名篇。而此前的一年，他的诗只有4首，文也只有7篇。贬谪再次助成他的文学成绩。

　　韩愈到潮州时，柳宗元在永州、柳州前后已生活14年，饮食渐随南地习俗。他从柳州寄《食虾蟆诗》给韩愈，韩愈答诗则有“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句，担心自己染上夷俗。这时，韩愈盼望着再回长安，而柳宗元似乎对此已不抱希望了。这年十一月八日，柳宗元就去世了。他在柳州4年，为当地民众做了很多好事，赢得永当地永久的敬仰。韩愈在潮州只呆了八个月，同样尽力为当地人做好事。给后人留下了业绩也引发后人无尽的感慨。当代散文家梁衡在《读韩愈》就颇动感情地写：“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步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边天涯。” 韩愈、柳宗元都有多方面的才华，可惜的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机会、时间太少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