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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记忆是我藏在什么东西的下面。那是一张桌子，我看见一只桌腿，一条、一条的人腿，还有桌布垂下来的一角。桌子底下很暗，我喜欢藏在那里。那一定是在德国。我应该在一岁到两岁之间。那是1922年。呆在桌子底下让我感觉很好。似乎没人知道我在那儿。阳光铺在地毯和人们的腿上。我喜欢那阳光。那些人腿一点儿也不好玩，不比垂下来的桌布，也不比桌腿，不比阳光。

然后没有别的什么了……然后是一棵圣诞树。蜡烛。叼着浆果树枝的小鸟装饰品。一颗星星。两个大人在掐架，在叫嚷。大人们在吃饭，总是看到大人们在吃饭。我也吃饭。我的勺子是弯的，如果我想要吃到东西我就得用右手来拿勺子。如果我用的是左手，勺子就会从我的嘴边跑开。我想要用左手来拿勺子的。

那两个大人：大的那个一头卷毛，大鼻子，大嘴巴，眉毛浓密；他看起来总是怒气冲冲，经常大喊大叫；小一点的那个要安静些，苍白的圆脸上一双大眼。他们两个都叫我害怕。有时还有一个胖女人，穿着各种领口镶蕾丝花边的裙子。她别着胸针，脸上有很多赘疣，上面长着黑毛。“艾米丽”，他们这样叫她。这些人呆在一块儿好像并不愉快。艾米丽是我的祖母，我父亲的母亲。我父亲叫“亨利”。我母亲叫“凯瑟琳”。我从未直呼过他们的名字。我叫“小亨利”。大多时候这些人说德语，一开始我也说德语。

我祖母说的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我要把你们全活埋了！”她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从那以后她又说了无数次，都在我们正准备吃饭的时候。吃饭似乎非常重要。我们吃土豆泥和肉汤，尤其是在周末。我们也吃烤牛肉、大香肠、德国泡菜、青豌豆、大黄茎、胡萝卜、菠菜、豆荚、鸡肉、肉丸和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有时和意大利小方饺混在一起；还有煮洋葱、芦笋，每到周末还有抹了香草冰淇淋的草莓松饼。早饭我们吃法式吐司和香肠，或者是烤饼或华夫饼配上培根、炒蛋。咖啡总是必不可少的。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的土豆泥，肉汤，以及总是说着“我要把你们全活埋了！”的祖母艾米丽。

自我们搬到美国后，她经常来看望我们，从帕萨迪纳到洛杉矶，一路搭乘红色有轨电车。而我们偶尔才会去看望她，开着那辆福特T型车 去。

我喜欢我祖母家的房子。那是一幢建在几簇胡椒树下的小房子，树的枝丫全都向下垂挂着。艾米丽把每只金丝雀都关在不同笼子里。有一次拜访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给所有的鸟笼都套上遮光罩，好让小鸟能够入睡。人们坐在椅子上聊天。边上有一架钢琴而我就坐在钢琴前，他们在聊天，我就敲着琴键听声音。我最喜欢钢琴最边上的那个键，听起来几乎没有声音——就像是碎冰互相敲击。

“你就不能停下吗？”我父亲大声叫道。

“让孩子玩吧。”祖母说。

母亲微笑着。

“那小子，”我祖母说道，“我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想亲亲他，他伸过手来打了我的鼻子！”

他们又聊了些什么，而我继续玩着钢琴。

“你就不能弹点好听的？”我父亲又说。

接着他们告诉我现在我们要去看望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和祖母并不住在一起。他们告诉我祖父是个坏人，他身上有股恶臭。

“为什么他身上很臭？”

没人回答我。

“为什么他身上很臭？”

“因为他喝酒。”

我们坐进福特车，开车去看望我的祖父伦纳德。当我们开到那儿停下，他已经站在房子的走廊上等着了。他已经很老了，但仍挺直地站着。他曾是德国的一名军队指挥官，因为听说美国的大街上铺满了黄金而来到这。结果当然不是，所以他成了一名建筑公司负责人。

其他人都没有下车。祖父朝我勾勾手指头。有人把车门打开，我便爬下车向他走去。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很长，胡子也是又白又长，我走近些，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就像两盏蓝色的灯照向我。我没有靠得太近。

“亨利，”他说，“咱俩已经很熟了。进来吧。”

他伸出手。我一靠近就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气味很浓烈，不过他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人，我并不怕他。

我跟着他走进房子。他把我带到一张椅子前。

“请坐吧。我很高兴再见到你。”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然后拿着一只小铁罐回来。

“这是给你的。打开看看。”

盖子很紧，我打不开铁罐。

“来，”他说，“让我来吧。

他松开盖子再递还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勋章，一枚系着丝带的德国勋章。

“噢不，”我说，“你自己留着吧。”

“是你的了，”他说，“只是个小玩意儿。”

“谢谢。”

“你得走了。他们会担心的。”

“好的。再见。”

“再见，亨利。不，等等……”

我停下。他把两个手指伸进裤子的小前袋，又用另一只手扯一条长长的金链子。接着他把他的金怀表和链子一起递给我。

“谢谢，祖父……”

他们还在外面等着，我坐进福特车，然后我们就离开了。一路上他们说了很多事。他们一直在说，去祖母家的一路他们都在说。他们说了那么多，但从来都没有说起过我的祖父，一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