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位有三个博士学位的青年钢琴家。
四岁开始学习钢琴，十六岁留学乌克兰，累计获得十八项国际钢琴演奏大奖，他被誉为闪耀在欧洲的中国钢琴之星。留学期间，他曾为二十多个偏远山区里爱钢琴的孩子提供远程帮助，二十多年学成归来，现在他成为了一名钢琴教师，如今他所有的选择，都源自于儿时特殊的经历。
其实作为音乐家，在音乐当中，本身就会感受到很多的情绪，包括痛苦。
董卿：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最早开始觉得品尝到了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吴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父亲在我九岁的时候，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的财产，包括家具全部拿走了。那个家呢，什么都没有，母亲每天一个人做五份工或者六份工。洗盘子啊，去裁缝店绞裤边啊，缝衣服扣子啊，去书店去做一些杂活啊，包括去小卖店去做一些售货员那些工作。她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她都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就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管家，一天就十块钱，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所以我放了学以后，就直接拿打饭的那个碗，去食堂打了饭以后，直奔办公室给妈妈送饭。
董卿：她当时这么拼命地去打工，就是为了能够多挣钱，首先要把这个家重新建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因为你在学钢琴，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吴纯：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我去参加香港回归的一个钢琴比赛。去参加比赛，这个路费加上参赛费，住宿费，机票那些全部加一起，大概要五六千块钱，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庞大的。她是把所有的工资，加上这几个打工的费用，全部凑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五千块钱当时，还找别人借了个一两千块钱。结果呢，由于紧张，发挥特别失常，也没有拿到奖，我走之前我是拍了胸脯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奖回来、拿奖金回来的，把这钱还你，结果天不遂人愿。
董卿：所以你当时的心情一定很糟糕。
吴纯：我特别的害怕，因为我当时已经答应了母亲，要跟她打电话的，这个电话我没有打，母亲觉得可能是有问题，她就主动给带队老师打了一个电话，带队老师就跟她说了，您的孩子没有发挥好。当时放下电话以后，妈妈就有一个念头，要去接我，从家里可以打的去机场，但是的士费是一百二十块钱，当时对于她来说的话是很难承受的，所以她坐一个公交车，坐到了离天河机场最近的一个民航小区。到那里，她看到一个牌子，机场高速，一个箭头指着，向前走就是天河机场，她就走上了高速公路，走了几公里以后，会有些环卫工人，他就问她，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这里是不能走的吗？你赶快下去，我母亲就绕过那个围栏，走辅路，辅路都是泥泞的，当时天气也不好，一脚深一脚浅的，走了四五个小时，终于到了机场。我是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最后看到她，我非常非常惊讶，她使劲拼命地向我挥手，然后叫我的名字，她说，妈妈来接你了。
董卿：你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出国去留学了，我想那对你来讲又是一个艰苦的开始。
吴纯：我拿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时是三千美金，只有三千美金，一千五百美金的学费，还有一千五百美金要过生活，第二年的钱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我就这样走了，要做好六年都不回来的准备。
董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你妈妈在国内打工，你在乌克兰打工。
吴纯：她是五份工作，我在那边从刚开始，然后慢慢加也有四五份工作这个样子。我一般都四点半起，五点钟我要去送牛奶，六点钟音乐学院开门，我要去练琴，我一定需要闹钟，但是会吵到别人，第三天他们把闹钟关了，然后那一天我就没有起来去送牛奶。
董卿：他们都不需要打工吗？
吴纯：他们，还买了电视、游戏机呢。我尽量晚回宿舍吧，就是他们在玩的时候，我就尽量多去练琴。
董卿：那你跟妈妈之间最多的联系是什么？通信还是电话？
吴纯：写信。我们的信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报喜不报忧。
董卿：在你给她写的信里面，有什么是你原本想说，但最终你没有说的事情吗？
吴纯：我们信里永远差一个主题：想念。不敢去触碰，真的不敢，从来没有说过：妈妈，儿子特别想你，我特别想回来。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地方，你不能去触碰，一旦触碰以后，就很难再把自己拉回来。因为我没有退路，我必须要完成学业。我当时想的就是尽快完成学业，回到妈妈身边，给她一个幸福的生活，用我所学到的技能。
董卿：可是你并没有尽快地回去，你一待待了二十年，接近二十年。
吴纯：在2006年的时候，我拿到了演奏博士，就是演奏家文凭。2013年的时候拿的音乐学博士，理论的。2014年我拿的是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的博士，也是演奏家文凭，就是这三个。
董卿：你现在再回想，你觉得苦难对你最大的馈赠是什么？
吴纯：我觉得是一种坚毅、沉着、从容。遇到任何事情，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都可以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