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在社会上最遭人诟病的法院的裁判文，应当是2007年南京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然而，人们诟病的不是该判决的结果，而是判决书的说理；并且，不是因为它说理太少，而是因为他说理过多。真可谓言多必失。
如此，引出一个问题：裁判文书到底该不该说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界定一个前提，即这里所言的说理，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适用法律的三段论判断，那么这样的说理，是对判决书的分内要求，当然是必须的；如果是指适用法律三段论判断以外的其他论理，则多数都大可不必，尤其是一些道德论理，根本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画蛇添足。
适用法律的三段论判断，应当是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内容。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单元结构为：本案事实+法律规定＝法律适用结果。一份判决的说理，就是由这样的一个或多个三段论判断单元有机组合而成。当然，除了该三段论基本单元结构外，有时也还会有一些辅助内容，即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联结关系，不是十分典型，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联接关系，需作出特别说明与解释，以便纳入有关的三段论判断。其实，这就是适用法律的解释工作，法官干的也就是这事。可见，裁判文书的说理，可以容纳只有两部分内容：一是适用法律的三段论判断；二是为适用法律三段论判断所作的联结辅助说明。除此以外的说理，都属多余，应予删除。
中国俗话讲：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西谚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在讲同一个道理，人们的三观不同，对事实与真理的评判不一。正因如此，才有了司法裁判存在的必要。因为，只有法律标准是统一的，以法律标准作为评判尺子，可以得出唯一的裁判结论。也只有如此，才能了断纷争；否则，仍旧是众说纷芸、莫衷一是。可见，法院的判决，是底线裁判、是法律评判，不是情怀裁判，不是道德评说。法官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像上帝或耶稣那样，对着人们说话，做人们灵魂的工程师；而是拿着法律的尺子，剪裁手中的案件，做好一个匠人。
综上所述，离开法律标准的说理，都是自话自说、孔雀开屏，不会起到让当事人与旁观者信服的效果相反会让事情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只会给当事人及围观者诟病裁判文书提供借口，平添口舌、制造是非。因而，对裁判文书的制作，应当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那些所谓“最伟大的判决书”以及“充满人性良知判断的判决书”，都息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