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决定了其所写的史书的可信度。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来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