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信史野史官史。
在这些概念上打转转，是许多历史爱好者入门的一道门槛。
有些人认为，所谓“信史”，自然是最原始的一手史料，过不得二手。
所以各种“实录”自然算得上是信史，而像《资治通鉴》这样专为帝王而做的史书，定然里面谎言不断，难称信史。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资治通鉴》到底能不能算信史，信史又是怎样一种概念。
一、资治通鉴能不能算得上是信史
有人说资治通鉴专为帝王写史，算不得信史。
我倒想跟大家聊聊这书的成书过程。
司马光与其三位助手刘恕、刘放、范祖禹，是先成“丛目”、再成“丛编”、最后形成终稿的。
打个比方，比如今天咱们要写一部《简书通鉴》，那么先把所有关于简书的史料——官方史书、商业报道、创始人往来邮件、电视访谈，等等等等——反正是所有能搜集到的史料都收集起来，然后把这些资料都做个摘要编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丛目”。
这就保证了在史料层面，最大限度的避免遗漏缺失。
然后就有专门的史学大家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考据了，从日期到人名地名，逐一对比分析不同史料里的相关记载，进行考异——比如说“饱醉豚事件”，当事人到底叫什么名字？事件爆发的日期有几种记载，到底哪个更真实？这么逐一考据之后，形成一份详细的初稿。
最后，主编负责审阅这些初稿，删改修订，形成最终的定稿。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最麻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形成初稿的时候都是“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唯恐内容有所遗漏，恨不得把能写的都写上，所以到了你这，怎么去删改就成了件大工程。以《资治通鉴》里的唐纪来说，最后的成稿是81卷，可初稿有多少卷呢？
大概700卷。
故诸人为其博，温公为其精。博则唯恐一书之未采，不惮空行以备粘补。精则惟恐一事之或诬，不惮参定以作考异。——通鉴学
这还不算完，司马光不仅要对通鉴的内容进行删改，更要对自己的这些删改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又写了《通鉴考异》30卷，对自己史料选择标准进行了解释，对许多存疑的部分进行了考证。
这回完事了么？
没有。
到了明朝，大家觉得这还不够，你司马光写的这本《资治通鉴》好是好，但是“多所阔略”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一下的，所以明代的严衍花了三十年时间又写了一本《资治通鉴补》，所谓“阙者补之，讹者订之”。
最后干脆搞出来一门“通鉴学”。
所以《资治通鉴》能不能算得上是信史？
当然是能的，可你是问其中有记载跟其他史书不一致的地方怎么办？
很简单，有考异有补，考证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嘛。
二、何谓信史
“信史”这个概念，源自《春秋公羊传》。
《春秋》载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可这里有个问题，这个“纳北燕伯于阳”，实际上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何休在他的《解诂》中指出了这个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所写成的，而这事发生的时候孔子23岁，正好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他应该很清楚这个“伯于阳”应该是“公子阳生”，那么为什么他不在《春秋》里把这个错误改过来呢？
《公羊传》里面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
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了明《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孔子表示，我今天把“伯于阳”改成“公子阳生”容易，可我明天再改点别的地方——假如我不是亲历者，完全凭着主观臆断来瞎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看了怎么办？他们还能还原事情的真相不了？这史书不就完全靠着写史人的好恶来成文了么！那以后的史书要怎么取信于人！
孔子说这话的时候，距今大概两千五百多年。于是之后两千五百年中国“信史”编纂的规矩就打这立下了。这规矩是什么呢？用孔子的说法，是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可要是编史的人发现原始记载有问题怎么办呢？
好办，批注校勘、别附札记呗。
所以你看，乾嘉时大家翻刻了那么多宋本，也都是有错录错，再到旁边去对错误的地方进行校勘批注。
所以要是往大了说，包括校勘学、包括文献学、包括史料学，其实都是在《春秋公羊传》里孔子这立下的规矩。
这就是为什么正气歌里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史官为了尽其所能的还原真相，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工作啊。所以即使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痛批旧史、甚至连孔子都DISS了一通的同时也承认
吾济有志于史学者，均不可不以此自勉，务将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以为今日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三、额外的一点话
许多人认为，“信史”就是绝对可信的历史。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信史”更多的代表了作者修史的一种态度。受限于修史者自身的认识，每个人在修史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史记高祖本纪里经常被人诟病的一段：
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以咱们今天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睡觉睡怀孕，当然是扯淡。可难道司马迁就是百分百的相信这个说法么？其实未必。然而司马迁找到的原始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你说司马迁自己觉得这个很扯淡，认为高祖应该是某年月日他妈跟人在野外偷情生的高祖，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这还叫信史么？
这不叫信史，这叫扯淡史学。
你要是搞扯淡史学，那就可以写“刘媪尝于大泽之陂与人野合，产高祖”，当然也可以写“刘媪尝于大泽之陂，遇阴兵借道，与之合，产高祖”，也可以写“刘媪尝于大泽之陂，遇宙斯，产高祖”。反正你相信什么是真的就可以写什么，谁也管不着。
但是这不是信史。
史学家拿到的原始史料是什么样的，然后根据原始史料删繁就简写成史书，在有问题的地方再进行考异、进行批注，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对这些史料进行考据，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以及古人没掌握的新出土文献进行新的补充与完善进行新一轮的研究， 这个才是正常的历史学研究。
假如说今天有一份非常可信的史料出土了——比方说，关于秦始皇政治制度的各种原始记载，大家发现哎呀，其实秦始皇时期各种政务决策是有一定分工的，并不是完全都由始皇一个人决定（请注意，我只是打个比方），那么难道咱们要把所有史书关于这块的记载都删了重写么？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史记·2018版·秦始皇本纪》曰：“天下之事，部分决于上”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史书就应该这么写。
但这个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