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媚俗

什么是媚俗？书中的解释是对不可接受的现实的否定。这其实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文本中说的否定，不是拒绝承认，而是拒绝提起，禁止提起，“提出”便是原罪。第二层含义，便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地宣扬。这个时候，还有“真”的存在吗？当禁止“现实”被提起的时候，当局部被放大成所有，真实的世界变成了符号的世界，所以另人厌恶。在这里面，我想到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我自己的感观，一个是尝试去解析一下自愿成为符号世界中的那些人物的状态。

本文只想从我自己说起，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才刚上大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刚开学，宿舍楼下面有个书摊，卖的书都特便宜，我甚至怀疑他们卖的都是盗版，所以就只买了这一本。当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大一学生，这个“懵懂”打引号并不表示这个词在这里有其他特别的引申含义，就是表强调。笔者就是一个从农村一路做题考出来的学生，做题也没有特别厉害，勉强上了一本线，迷迷糊糊地选了一个专业，上了家乡城市的一所普通一本院校。说这些，就是想说，我对历史、社会、政治等一窍不通，虽然高中学过，但是理科生的文科学科，懂的都懂。所以，书中的历史背景，布拉格之春，也包括苏联、苏联的变迁、甚至我党的历史和宗旨，我都是“懵懂”的。在这个前提下，当我读到书中的一些涉及到时政的媚俗情节时，感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及其厌恶。（还包括之后读的几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莫言的小说，甚至像《双城记》，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些情节，再联想到当年的大跃进、文革……说到这，笔者当时的认知已经不需再过多言语了）

这些跟样板戏有什么关联呢？这也是笔者脑海中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再一次读这本书，第一眼看到“媚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样板戏。所以，请原谅笔者思维的混乱，我们跳跃一下，又聊一下我对样板戏的感受。笔者其实是没完整看过一部样板戏的，也就是去年，样板戏才突然出现在了笔者的视野范围内（其实是B站），然后断断续续、一个接一个地看了很多剪辑的片段。在看到那些片段之前，笔者对样板戏的主观臆断的认知是枯燥、苍白。看完第一个后，却只觉得有趣。画面中的人物的那种伟光正的形象，他们的眼神、容貌、姿态，以及矫健的动作确实在第一时间吸引到了我。在那之后，笔者才稍微反思过一下对样板戏的看法，它们不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也要吐槽一下现在的电视，笔者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电视剧了，也就偶尔看一看一些博主吐槽热剧的切片，笔者认知的改观，说不定也有它们的一丝功劳）戏中角色的行为表现，确实有过于夸张之嫌，但是考虑到剧种本身也是戏曲、舞台剧一类，原本就需要脸谱化的一些表演来区分人物，再联系到时代背景，所以对现在的笔者来说是可接受的。笔者并非票友，对戏剧没有任何的研究，这里就不过多聊样板戏本身了，引出与样板戏的一些小插曲，也是想以样板戏为起点聊聊“媚俗”，继而聊一下对整本书的感受。

私以为，样板戏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媚俗的牺牲品和代言词。虽然笔者对戏曲并没有任何了解，不过联想到样板戏的创作人群、结合随意AI出的背景信息，能在那样一个时代脱颖而出，也不难明白样板戏本身的确是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在的。所以，样板戏本身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它们还会在“大学的我”那样一些人的认知中留下“喊打喊杀”之类的映像呢？正是因为媚俗。其中的点就在于否定与肯定，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定人群否定了大量他们所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包括八大样板戏之外的其他戏曲，更有戏曲之外的大部分人们的“生活”。媚俗就是在于对生活的否定，那些“缺失的生活”的冤魂，飘荡了几十年也难以彻底被超度掉，还是有些许进入了新世纪、新时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小部分人的认知。
在聊托马斯之前，关于媚俗，我还想强调一下有关萨比娜的一个情节。从这个场景里，我明白了媚俗不只是存在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方，往往是双方都陷入了这个牢笼。在一次聚会上，一个老头指责萨比娜也不过是画了几幅画而已，“反对当局了？”对他们而言，这群所谓的受害者，也是在通过“有没有反对当局的姿态”去寻找同盟。找到同盟了，然后呢？一起聚会“反对当局”，一起通过聚会、通过宴会中的鸡尾酒来表明自己对当局的反对（甚至没有游行，弗兰茨他们好歹长途跋涉到了柬埔寨，见证了一次荒诞的游行表演）。为什么我们对曾经“政治正确”那一方的媚俗映像尤其深刻呢？一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他们才是当时的主旋律，是大部分，数量多了，自然容易被记住。除此之外，一个邪恶的想法，也许被“平反者”在事后清算的时候，选择性的忘记了“我方”曾经的媚俗行为。（写这段话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不也是一种媚俗吗——对不可接受的现实的否定）

对这本书的解读的开场，以媚俗开场，确实是因为当年的不懂事，看完之后，映像最深的就是媚俗，尤其是在那个大一的校园里，见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幼稚的学生顿时多了许多“深有同感”的感受。这里，便不在细聊媚俗与“今天”的故事了。虽然媚俗不是本书最核心的主题，也不是书中几个人物命运走向的主线，事后回顾，我还是以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多多少少有一些“媚俗”的影子。托马斯两次面对签字与否的抉择、萨比娜走出聚会去往美国，甚至弗兰茨远赴柬埔寨，不都是受到群体或自我的媚俗的压迫的时候做出的行动吗？只是托马斯与萨比娜选择了抗争，弗兰茨选择了服从。

轻与重

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灵？什么是重？这四个问题，一定是读完本书后，在其他问题之前，我一定要问自己的最核心的四个问题。文章的主旨，所有的人物命运，所有的符号隐喻，都是围绕着这四个话题。

轻：选择对责任的抛弃，对“深刻”的故意遗忘与忽视，视“偶然”为命运的“玩笑与荒谬之举”
重：选择背负责任，承担命运的鞭笞
肉：身体，由肉体延伸出的原始欲望
灵：尊严，人的之所以“存在”
这里单从这四个字出发，继续挖掘一下笔者对本书的认知，不聊笔者本人的选择，或笔者关于某种选择的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分析与批判。

在开始对托马斯的解析前，笔者还是想小聊一下萨比娜，因为从轻与重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萨比娜比托马斯“简单”多了，萨比娜就是单纯的“轻”。她人生的主线，用书中的话说，就是“背叛”，背叛家人，背叛祖国，也背叛了弗兰茨。在她因媚俗离开聚会厅的时候，也仅仅是离开而已，没有为了祖国去做出任何“反对当局”的行为；也不愿在弗兰茨给了她复杂局面时有更多的思考，仅凭个人意志选择了逃离。正因为轻，她能在高处俯瞰弗兰茨，当弗兰茨沉浸在心中的“伟大”时，她俯视下的弗兰茨是如此的渺小与丑陋。有一个意向，笔者认为非常贴合萨比娜，就是蒲公英。蒲公英的柔弱、美丽、轻浮，都能在萨比娜身上找到很好的印证。每当在需要萨比娜承担起生命的“深刻”的时候，她便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背叛与离开。最终，萨比娜也像蒲公英一般在美国飘荡。

至于托马斯，私以为很难简单地用一个字“重”或者“轻”去概括他。很多对这本书的评论，都喜欢把托马斯归为“轻”的哪一类，我却不以为然。诚然，托马斯有很多“轻”的特征与举动。他对肉体欲望的沉迷往往是托马斯的“轻”最大的佐证，除此之外，我映像最深的几个关于托马斯的场景，与特蕾莎结婚、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两次选择不签字、甚至跟签字相关关于“戳瞎眼睛”的思考、决定与儿子见面、最后选择到乡村生活，所有的这些在需要思考和选择的时刻，托马斯都选择了“重”的一面。诚然，托马斯的行为往往是依照轻的意志或者轻的倾向，他无数次的交合，包括多次思考“偶然”带给他的麻烦与苦痛，可以说都是在遵循潜意识里“轻”对他的指引，但是在重大时刻，托马斯选择了承担命运交给他的责任，承担生命的“重量”，所以笔者认为简单地用一个“轻”去形容、概括托马斯太不负责任，也太懒惰了。此外，托马斯的诞生就是缘起与一个思索者的形象，这个场景也多次出现在托马斯的生活中——越过窗户外的空地，凝望着对面的那堵脏了的墙，思索着命运的偶然与必然（这里一定要插一句笔者的私货，聊到托马斯的诞生，突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另一部小说主人公阿涅丝的诞生，笔者的女神之一，阿涅丝也诞生于一个场景。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作者的另一部小说《不朽》）。一个诞生于思考、也执着于思考的人，永远不会是一个“轻”的人。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思考，都是特蕾莎所带来的，其实不尽然。这个争论可能已经太脱离我们关于文章主题的讨论，甚至文学范畴的讨论了，不过笔者还是想说，就算没有特蕾莎，托马斯一样是一个思考者。他永远会面对第一次被逼迫签字时的场景，而且永远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灵与肉

齿轮。如果说轻与重在托马斯身上的呈现尚有一定的复杂性，灵与肉这个话题之于托马斯似乎就比较简单了。在特蕾莎之前，托马斯从没为这个问题烦恼过。注意，这里是从未因此烦恼过，不是从未思索过。这个话题在托马斯这里，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起源于托马斯诞生之前，是托马斯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一系列的遭遇，让他找到了他在与女人交往方面的原则，从“婚姻”转变成了“性友谊”。第二次，则是贯穿全文的矛盾——灵肉分离与统一的争论——这个争论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收拢于“齿轮”的比喻。这之后，托马斯与特蕾莎双双找到了最终的平静，找到了他们的“牧歌”。在灵与肉这个话题上，从行文的角度来说，托马斯承担的，似乎是一个工具的角色？因为托马斯的倾向其实非常明了，但特蕾莎的痛苦，他对特蕾莎的同情让他拥有了与特蕾莎一样的痛苦，从而发展了本文关于灵与肉这一重大话题的讨论。（这里，悄悄吐槽一下文学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在本书也可见一斑，就是将轻与重的讨论放到了托马斯这一男性角色身上，而将灵与肉这一感性话题放在了特蕾莎这位女性角色身上）
相较于轻与重——这一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话题的沉重与永恒——灵与肉似乎只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是作者从他那个时代、社会背景与人的处境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话题。但，有意思的点在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多次庞大的人类群体生活的变迁，冷战的结束，多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多次信息革命，疫情……这个话题在今天仍未过时，而且大胆直言，在不可见的遥远的将来也不见得会过时。
关于这个话题，私以为，笔者和作者的观点都比较统一且明确，虽然整部书花了很大篇幅讨论，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及那一代人的迷思引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但就结论来说，最后托马斯是在齿轮的比喻后放弃了他所谓的“性友谊”，托马斯和特蕾莎才最终找到平静的。先放下这个观点，从文学角度出发，笔者还是想简单聊一下书中这个话题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的。

第一个话题，是笔者自己的一个疑问：特蕾莎究竟是“死亡”过一次，还是说灵肉分离对特蕾莎就意味着死亡？之所以有这个以为，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在文学角度上会将笔者对特蕾莎的理解带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是后者，就比较简单：灵肉分离对特蕾莎就意味着死亡，所以特蕾莎不能接受。如果是前者，就比较有意思了，死亡，意味着与工程师的情缘过后，特蕾莎与之前是“两个人”了，她们的行为和象征指向应该有前后的对比与区别，只是笔者思想浅薄，并没发现想要寻找的这些对比。就姑且认为这段关于山上的梦与工程师的故事在文中是后者的含义。

第二个话题，在于对特蕾莎梦里关于死亡的三个阶段的挣扎的解读。解读本身其实很明了，不再需要过多的其他言语，灵肉分离在生前带给她的折磨，从肉体的感观到形而上的折磨。这段情节背后，笔者想到的是对于“自由”的思考。对托马斯和萨比娜来说，灵肉分离无疑是更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对特蕾莎，却是痛苦的，特蕾莎持的是灵肉不可分的理念，所以她多次想通过自己的肉体找寻自己的灵魂。还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托马斯与萨比娜关于灵肉分离的理解相比于特蕾莎，是要浅显非常多的。他们两位对灵与肉的理念基本只停留在情人间，而特蕾莎看到的还有人的“存在”。特蕾莎的母亲的灵肉分离在于，她抛弃了作为人的尊严、人格、羞耻、理想等所有一切人在肉体之外的“本质”。这才是特蕾莎在这个话题上第一个痛苦的根源。这也是笔者目前为止更为看重的灵与肉的统一，这里并不是说第一点不重要，也并非暗示笔者（很重要，狗头），而是作为人之存在而看重与敬畏。

第三个话题，是萨比娜祖父留下来的那顶帽子。这顶帽子篇幅很短，却出现在了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与弗兰茨四个人的视线中。笔者个人解读，想把这顶帽子定义为灵与肉分离与不可分的“临界点”。它跟随萨比娜从布拉格流亡到了日内瓦，好像也曾去过苏黎世？（苏黎世记不太清了）这顶帽子的来源，我想说它来源于“灵”，是萨比娜祖父的帽子，祖辈的故事如今只留下这顶帽子和一张大家戴着帽子的照片；当父亲去世后，萨比娜没能争取到家产，只要了这顶帽子，从此帽子又变成了父亲的象征；逃亡的时候，为了这顶帽子，萨比娜又舍弃了很多其他的物品，进一步加深了它“灵”的象征比重。但它在面对两位男性的时候，却是肉与欲的载体。而且在不同的对象面前有着不同的意义。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当萨比娜跟托马斯与弗兰茨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人曾戴上过它。唯独特蕾莎叫萨比娜戴上帽子的时候，萨比娜无动于衷，只是笑笑。

我之为我——偶然

笔者最后想讨论的一个话题，轻与重、灵与肉这两组主题不是绝对独立的。从字面意义看，这是完全不想干的两组反义词；但就内核来说，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灵与肉的选择，其实也包含了轻与重的思考。而在这四个词之间，本书还有一个关键词——偶然。

抛除文学编排的双方关于“六”的偶然，两位主人公对偶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特蕾莎其实视偶然为必然与机遇，所有的偶然因素让特蕾莎把她与托马斯的相遇当做了命运的提醒，走上了追寻希望与自由的道路。而托马斯，却始终怀疑着偶然的“荒诞性”。我试着从轻与重的角度去解读，托马斯的生命底色，尤其是与特蕾莎“重”的生命底色相比，无疑是有着很多“轻”的成分的。“轻”带来的“虚无”感与命运终局在萨比娜身上很明显；在托马斯身上，则体现为他的怀疑，对命运不可琢磨、不可信、缥缈虚无的怀疑。
一直到此刻，笔者才算是与自己的生命达成某种和解。因为笔者在生活浪潮中逐流到今日，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笔者最重要的好朋友，也是因为她当初的失败、笔者自己身边伙伴一系列的事，所有的偶然让我们成为了朋友，且在这些年托举着笔者对生活、对生命新的认知。

历史和生命正是因为不可重复，才能化为文字，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但恰恰是这比鸿毛还轻的、鸿毛背后那三十来年的生活，让笔者差点也没能承受得住。

（最后，标题党了一下，从文章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可以把样板戏也加入到后面对于轻重灵肉的解读当中的，但是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很多想写的点比如萨比娜的话、乌鸦、尤其重要的卡列宁都写不下来，也懒得回头再改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