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和吴起之所以并称“孙吴”，除了两人时代较近，最主要是地位和影响力交相辉映。
在我看来，孙武尤其是《孙子兵法》的作用主要是“对前关门”。在分析春秋军事史显著特征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孙子兵法》的历史宿敌是军礼制度，一部春秋军事史，便是从军礼制度走向《孙子兵法》的过程。
两者最根本区别就是军事战争的地位定位，《孙子兵法》明确宣告了军事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既然是生死对决，那自然要“兵者诡道”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极其广泛，但它最初作用或者说根本作用其实在此，“对前”关闭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真正的军事战争时代。
而吴起的影响力，则主要在于“向后开门”，在军事战争时代的起步阶段，开创或者说树立了“标杆”。
※“西河战神”吴起
吴起可能是中国军事史上最“全能”的人，仅论军事家层面，他治军、用兵两个维度都造诣非凡。同时他又是政治家和改革家，尤其是在楚国的变法运动，对楚国未来的历史极具影响。
这大概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毕竟当时“文武分职”的概念刚刚起步，还分得不太清楚。而他的人生经历又颇为丰富，先后受到过儒家、法家和兵家等思想的深刻影响，难怪他能够如此全面。
这也使得他很容易认清军事战争在整个国家层面的地位。我们现在都知道，“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吴起当然没听过这句话，然而个中的精髓却早已掌握，在吴起那里，便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这应该是吴起军事理论的最高涵括。他从来不是单纯地只着眼于军事战争，而是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待。
这一点，再结合当时时代渐次兴起的变法运动，使得吴起做出了他对军事史真正的贡献：军事改革。
和后世的“商鞅变法”相比，吴起的军事改革可能没有那么全面和深入，但个中的精髓却是相通的，甚至于可以说，商鞅从吴起那里“偷师”了不少。
比如“辕门立木”，就是商鞅在“致敬”吴起。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时魏国西河郡边境有个秦国的哨亭，打它吧不值当动用军队，不打吧它又老膈应人（估计偶尔射箭袭击魏国农民）。
吴起就想了个小点子，在城北放了个车辕，下令说谁能把它推到南门就有重赏，有人干了，果然收到了赏金。吴起又在东门放了颗红豆，说能把它拿到西门的有赏，有人干了也赏了。然后吴起就说：“明天去打那个哨亭，谁第一个冲上去，就封为大夫，赏赐田宅。”那老百姓还有不争先恐后的么？那个哨亭果然轻松被拆了。（《韩非子•内储说上》）
之所以重点讲这个小故事，是因为，别看它小，其实它蕴含了法家军事改革的几乎所有精髓。
首先，这个事往好了说是“取信于民”，往难听的说就是“以利诱之”了。法家认为，人或者说底层老百姓，是可以利诱的，要想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得以“利益”、“荣誉”、“等级划分”等手段来刺激他们。
所以后来秦国奖励军功，甚至以斩首数来授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其实这又是吴起玩剩下的。吴起的做法同样有名：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区别对待，有功的待遇好，无功的干瞪眼。尤其是“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对于“烈士”家属也加以抚恤，让士兵没有后顾之忧。长此以往，老百姓自然知道该怎么表现了。
其次，这个小故事反映了“赏罚分明”的治军铁则。既然说了要赏，就算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那也必须得赏；反过来，既然要罚，哪怕再小的错误，都必须按律执行处罚。
总之，“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兵法》）
正是在此基础上，吴起提出了他最著名的治军理论：“以治为胜”。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兵法》）
简单来说，就是强化士兵的训练，打造一支“天下莫能当”的精锐部队。
这支精锐部队在历史上大大有名，那便是“魏武卒”！也是吴起军事改革最大的成果体现。
※魏武卒
相比当时世界各国普遍的征兵制，“魏武卒”的“选练”，其实已经开了“募兵制”的滥觞，也就是在普通士兵之中加以选拔，符合条件的士兵才能晋升武卒。
看看选拔条件的严苛程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篇》）
就不具体解释了，用今天的话说，这种当时罕见的“重装步兵”不啻于是“特种作战部队”，其战斗力当然“天下莫能当”。
也就是说，从冷兵器时代一开始，吴起就摸索出了这一持续周期漫长、战术革新缓慢的军事史阶段的治军之道，而且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了“标杆”。
再直白一点说，吴起在军事史发展初期，就教会了后人怎么治军，怎么“调动”老百姓参战，怎么打造一支无往不利的精锐部队。商鞅为什么要学习吴起、后世又为什么那么推崇吴起，这才是根本原因。
私以为，这便是吴起最大的军事成就，他的军事造诣也主要体现在“治军”上。
至于用兵之道，因为相关史料的严重缺失，我们虽然知道吴起打过哪些仗，但具体怎么打的却已经无从真正获知了。
比如吴起早期在鲁国率军大败齐军；又比如著名的第一次河西之战，吴起“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之后在楚国也曾打过很多胜仗。“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应该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这一战的背景是秦国经过多年准备，以倾国之兵来和魏国决战，打算抢回河西地区。
据说，据说啊，当时秦军方面总兵力高达50万人（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毕竟长平之战乃至天下一统时，秦国军队数量也不过这个量级），不管真假，秦国肯定是下血本了。
魏国方面，吴起决定以训练多年、却还没有过战功的五万“魏武卒”迎战。（“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
魏武侯估计也对吴起的军事指挥能力相当自信，“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吴起战前发布演说，鼓舞全军士气：“诸吏士当从驰。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
具体怎么打的不知道，战争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以上皆出自《吴子兵法》）
※阴晋之战战争示意图
其实以“魏武卒”的强悍战斗力，击溃五十万“农民”部队，也并非多么难以想象。都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一个“老A”许三多，干掉一百个老百姓，真的很困难么？
当然，如果非要解释，我以为《吴子兵法》说的这个“破秦五十万众”，大概主要是想体现魏武卒“以一当十”的战斗力吧，所以信口诹了五万的十倍也就是五十万这么个数字。但是，秦军总兵力肯定多于魏军，阴晋之战是以少胜多，这应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吴子兵法》有提到过吴起的一些用兵之道，比如“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有不占而避之者六”等，甚至于连怎么干掉“战国六雄”都指明了方向，但兵法毕竟只是兵法（且不说这书是否伪托），没有实战战例证明，毕竟难有真正说服力。
这应该是吴起最大的遗憾吧。希望以后随着历史研究的突破，吴起的用兵之道可以得到真正的发掘。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