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0年（日本观应元年，高丽忠定王二年）二月的某一天，朝鲜半岛的海岸边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这些海船上的人不是商人而是一群腰垮大刀的日本海盗，他们入侵并洗劫了朝鲜半岛南部海岸的固城、竹林、巨济、合浦等地，最终当地将领崔禅击败了这股入侵的海上势力并斩杀了300余名海盗。
然而这次入侵事件仅仅是个开始，此后朝鲜半岛连年遭到来自日本的海上势力的入侵，少则一年一次，多则达到一年29次，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这些来自日本的海盗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倭寇。
1350年可以说是倭寇入侵的元年，从这一年之后，倭寇活动的规模和次数在急剧增加，倭寇的侵略行动如同瘟疫一般在半岛肆虐蔓延并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海岸。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350年之前就发生了日本人入侵半岛的事件。据《高丽史》记载，高丽高宗十年，日本贞应二年（公元1223年）五月，日本人袭击了金州，紧接着高丽高宗十二年四月，两艘倭船袭击了庆尚道沿海州县，高宗十三年正月，倭船又袭击了庆尚道沿海州郡，六月，日本人再度入寇金州。
高丽人记载的一系列日本人入侵事件在日本人的记录中得到了印证。
镰仓时代前期著名的和歌作家藤原定家在自己的日记《明月记》，嘉禄二年（高丽高宗十三年）十月十六年条记录了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
十月十七日条又记载：“据说镇西名为松浦党之恶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可能是巨济岛）进行交战，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资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
无独有偶，藤原经光在《民经记》十二月二十七日条中记载了肥后、壹岐等地的日本人与高丽国进行的战斗，甚至还有日本人闯入高丽王宫之事。
当然这些居住在京都的朝廷公卿所作的记录并非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事实，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取这样几个关键的历史信息。
首先从他们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入侵高丽的日本人主要来自于对马岛、壹岐岛和九州一地，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九州海盗集团——松浦恶党。
其次，当时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并不多见，还只是个别现象，因此当这些消息传到京都公卿的耳朵里时，公卿贵族都感到很震惊，因而才有“末世之狂乱至极，灭亡之源乎？！”的感慨。
然而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的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文永、弘安之役）失败之后，日本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两次“神风”的出现帮助了日本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因此日本有神的保佑，在“日本是神国”的思想的催眠之下，日本人开始变得极端膨胀和自负。那些日本海盗“以他国为秽土，秽土民非人”，在“以神佛之名，行恶鬼之事”的“神国观”的思想指导下，他们把臆想出来的所谓的八幡大菩萨作为保护神，将攻击的矛头直指朝鲜半岛。
1350年，高丽忠定王二年，仅仅在这一年，倭寇就6次入侵了朝鲜半岛，除了二月以来的第一次入侵之外，四月的入侵的规模最大，有倭寇乘着百余艘倭船袭击了顺天府并洗劫了南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地的漕船，漕船是用来运送官府税粮的船只，漕运的通畅是维系整个高丽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倭寇抢劫的对象是粮食，而倭寇的掠夺行为严重破坏了高丽的税收安全。
同年五月，倭寇乘坐66艘海船再次入寇顺天府，结果高丽人仅捕获了一艘倭船，斩杀了十三名倭寇。
六月，满载倭寇的二十艘海船抵达高丽，火烧合浦营舍，袭击了固城、会原等地，接着又进犯长兴府、安壤郡。
十一月，倭寇攻打东莱郡，高丽的一些沿海州县官员为躲避倭寇的袭击不得不将治所迁移到内陆地区。
1350年，一波又一波倭寇的入侵震撼了整个高丽国，按照干支纪年这一年正好是农历庚寅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系列事件称之为“庚寅以来的倭寇”。
到了恭愍王王颛统治的时代，倭寇的侵略活动有增无减。仅在公元1354年（日本文和元年）恭愍王执政的头一年，就有七次倭寇的入侵，尤其是半岛南部的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三道的沿海地区已经成了倭寇荼毒的重灾区。
倭寇潮水般永无休止的侵袭使得高丽王朝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在1358年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甚至无法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因为粮饷不足而军心涣散，根本无力保卫国土。
总之，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了军政的崩溃，地方行政机构也陷于停摆的状态。
无奈之下，高丽王朝只得采取疏散官库的措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区的仓库迁移到内陆地区，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
然而这种消极的应对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退让更进一步助长了倭寇的气焰。就在恭愍王被倭寇搅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元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高丽调集军队，讨伐元朝境内割据一方的起义军领袖张士诚。元顺帝甚至亲自点名，将高丽仅有的精兵悍将抽调一空，这让本就捉襟见肘的高丽国防形势雪上加霜。
在这个抗倭的关键时刻，可以堪用的将领士兵在为他国征战，元朝这个宗主国对于高丽人的生死存亡完全置之不顾，这让恭愍王陷入了绝望，面对海上的倭寇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高丽小朝廷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任由其在沿海一带胡作非为。
到了辛禑王时代，倭寇更加猖狂，甚至占据朝鲜沿海的岛屿，长期驻留。公元1375年，也就是辛禑王刚刚继位的第一年，一位狂妄的倭寇首领藤经光竟公然恐吓高丽政府，要求为其提供粮食，并声称如果不给粮食，就率领手下的党徒入侵高丽。
藤经光狂傲的言行激起了高丽军民的愤慨，于是全罗道元帅金先致想到了一个消灭这股倭寇的计策，给藤经光设一个鸿门宴，先假装答应为其供应粮食，然后宴请藤经光并在酒宴上借机将其诱杀。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计划竟然泄露了，得知消息之后，藤经光及其党徒一起逃到了海上，只有三个日本人被捕杀。
藤经光事件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倭寇仅仅是掠夺沿海州郡的粮食和财物，并不怎么杀人，可是此次事件之后，倭寇被彻底激怒了，为了进行报复，每次入侵必定大开杀戒，尤其是屠杀妇女和婴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倭寇的活动变得日益凶暴，不知有多少高丽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原本经济发达的全罗道和杨广道沿海之地变成了杳无人烟的荒凉之地。
不过平心而论，高丽虽是个小国，但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堪用的将帅，面对日益严峻的抗倭形势，有一个人终于脱颖而出，此人便是李氏朝鲜的开国之君——李成桂。
李成桂出身于朝鲜的名门望族，他曾经自称自己是新罗名臣李翰之后，实际上从其曾祖父李行里开始，李氏一族便长期依附于蒙元帝国，世袭元朝的斡东千户所千户，直到公元1356年，高丽王朝利用元朝的内乱乘机向北拓展领土，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便投靠了高丽，并协助高丽军队攻占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从此开启了李氏家族在高丽的从政生涯。
少年时代的李成桂不仅仪表非凡，相貌堂堂而且精于骑射，是当时著名的勇士，据说他曾一箭射死过五只大雕，素有“高丽小李广”的称号，李成桂精湛的射术就连蒙古人也为之叹服。
李成桂自幼从军并深得恭愍王的赏识和宠幸，曾一度官至密直司副使，与老牌政客崔莹、曹敏修并立。
恭愍王十年（公元1361年），高丽万户朴仪起兵叛乱，李成桂终于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了。叛乱初期，官军被叛军打得溃不成军，高丽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此时的李成桂官居金吾上将军，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他主动请缨，率领着一支仅有1500人的部队前往迎战，结果大破叛军，从而迅速平息了高丽国内的这场危机。在此之后，李成桂又率军多次击退了来自中国北方的红巾军。
辛禑王三年（日本永和三年，公元1377年），李成桂率领军队抵达庆尚道，在朝鲜三神山之一的智异山下遭遇倭寇。
当时两军相距300多米，这样远的距离，普通的弓箭射程是无法企及的，而且高丽军队与倭寇交战总是处于下风，败多胜少。面对屡战屡败的高丽人，凶悍的倭寇显得异常猖狂。
其中就有一个倭寇的小头目站在阵前，背对着高丽人，撅起屁股，用手拼命拍打臀部，羞辱李成桂。倭寇的想法很简单，这么远的距离你能把我怎么滴。
面对倭寇的疯狂挑衅，李成桂表现得异常冷静，虽然普通的弓箭射程短，无法伤及倭寇，但有一个秘密武器却能做到，那就是片箭。
何为片箭？片箭早在中国唐代就出现了，又叫鞭箭。《新唐书》中记载：筒射之箭，长才尺余，剖筒之半，长与常弓所用箭等，留二、三寸不剖。为筈（箭尾，即射箭时搭在弓弦上的部分）以傅弦，内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为一小窍，穿小绳系于腕，彀弓即发，豁筒向手，皆疾失射敌，中者洞贯，所谓筒射也。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依靠重型大弓，将箭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箭筒，然后将短箭射出的特殊射法。片箭的箭矢通常要比普通的箭矢短，由于其短小轻便，所以飞行速度极快，飞行距离也比普通的长箭远，最远射程甚至可以达到500米。它的缺点就是发射时间比较慢，也需要射手具备良好的射箭技术，不过这对于弓马娴熟的李成桂来说都不是问题。
李成桂射出片箭，刚才还活蹦乱跳，张牙舞爪的倭寇头目便瞬间倒地。
倭寇的首领被杀，先前还猖狂无比的倭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毫无战意，而李成桂率领的高丽军队则是士气大振，愈战愈勇。战败的倭寇如丧家之犬，纷纷躲入群山之中，登上悬崖。朝鲜的智异山，群山林立，山势险峻，光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就多达一百多座，倭寇企图依据险峻的山势躲过高丽人的追击，他们利用密密麻麻的长枪刀剑封锁了上山的道路，试图让李成桂知难而退。 然而此时的李成桂并不想放过这些恶贯满盈的倭寇，在观察了周边地势之后，他身先士卒，骑着大马，一跃而上，登上了悬崖，他的亲兵则紧随其后，推开倭寇用兵器设置的重重障碍，攀上悬崖。最终大部分倭寇走投无路，跳下了万丈悬崖，其余的人则被高丽军队全部剿杀。
智异山之战的胜利，使得高丽军队的士气大为振奋，惊魂未定的辛禑王也打消了迁都的念头。然而此战之后，倭寇的侵略气焰并未收敛。
辛禑王三年（公元1377年）八月，倭寇再度入寇西海道的信州、文化、安岳、凤州等地。西海道元帅梁伯益，都巡问使沈德符等人领兵与倭寇交战。
可是整个西海道的步兵和骑兵加在一起也只有五千人，不仅兵力少，而且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这样的军队在凶悍的倭寇面前自然是不堪一击。结果西海道首府海州被倭寇包围，情急之下当地政府只得向京城求援。
在当时的高丽朝廷中，拥有平定倭乱能力的将领只有崔莹和李成桂等区区几人，而此时的崔莹正留守开城，抽不开身，所以只能由李成桂来收拾这个残局。当然李成桂也不负众望，带领军队将这股入侵的倭寇全歼。
通过智异山和西海道战役，李成桂在高丽朝廷中逐渐树立了威望，这为他日后获得朝鲜的最高权力中枢的位置奠定了基础。
辛禑王六年（公元1380年），此时日本国内的南北朝的混战陷入到白热化的状态，而北朝的军事优势日益显现。就在这一年，今川忠秋率领的北朝军队切断了南朝肥后国菊池氏的领地——菊池十八外城要塞所有的陆路交通，在外援断绝，粮草缺乏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南朝军队开始掀起新一轮对高丽的疯狂劫掠，以弥补国内战争物资的短缺。
越来越多的南朝的残兵败将占据对马、壹岐等岛屿，这些海岛成为倭寇集团聚集的大本营。对马、壹岐两岛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日本九州前往朝鲜半岛的中转站，随着南朝的败军不断涌入，对马、壹岐当地的倭寇势力大增，而且变得日益凶暴。
辛禑王六年八月，一支由500艘战船组成的倭寇舰队驶入高丽的镇浦口，准备登岸劫掠。当时的倭寇船只通常承载20人，如果以这样的标准计算的话，500艘船只就相当于有一万多名倭寇，这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幸运的是，此时的高丽军队已经掌握了火药制造和火炮的技术，高丽人用火炮将上百艘倭船摧毁，留在船上的倭寇也全被活活烧死。
剩余的倭寇逃至岸上，虽然侥幸生还，但是眼前已无退路，陷入绝境的倭寇兽性大发，拔刀砍向俘获的高丽人，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就这样成为倭寇泄愤的牺牲品。被屠杀的高丽平民的尸体堆积如山，附近城镇的生还者仅有330多人。
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这股残倭变得愈加疯狂，他们深入到高丽内陆，沿着利山、永同、黄涧、御侮、中牟、化宁、功城、青利等县一路挺进，攻占了尚州城，此后倭寇又袭击了善州，并将善州城付之一炬，紧接着他们又进攻京山府。
面对凶残的倭寇，高丽守军节节败退，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李成桂再度出战。辛禑王任命李成桂为杨广、全罗、庆尚三道都巡察使，前往剿灭这股倭寇。
与此同时，这股几千人的残倭又攻陷了咸阳城，并实行了屠城，在攻打南原山城未果之后，转而焚毁了云峰县城，攻占引月驿，并狂言北上。
李成桂赶到南原之后，展现在他眼前的情景是漫山遍野的尸骸，面对倭寇凶猛的攻势，李成桂的部将们都吓破了胆，失去了斗志，谁都不敢出战，这令李成桂颇为恼怒。 最后李成桂下了死命令，不管你害怕不害怕，全部给我上战场。 南原山城的战斗进行得颇为艰苦，倭寇躲入山中，凭险据守，李成桂冲在最前线，所乘的战马都连续换了三匹，在左腿中箭的情况下，仍旧奋勇作战，一连杀死八名倭寇，为了激励部将的士气，李成桂指天誓日，环顾左右大喊道：“怕死的就回去，就算我一个人也要杀掉这些倭贼！”主将的勇猛表现使得将士们深受鼓舞，顿时勇气倍增，个个殊死而战，但是与倭寇相比，高丽军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战事难以取得进展。而此时的倭寇队伍中，有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青年将领，容貌清秀，骁勇异常，他挥舞着长枪，骑着白马，在阵前左突右进，横冲直撞，可谓所向披靡，无敢当者，高丽士兵都尽可能避开他的锋芒。
很显然，高丽人并不知道这位倭寇悍将的名字，而是直接称他为“阿只拔都”。“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幼儿”、“少年”，“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士”，放在一块就是“年轻的勇士”的意思。由此可见，阿只拔都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
战斗陷入到胶着的状态，李成桂便与李之兰商讨破敌之策，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先制服这个阿只拔都，其他的倭寇就好对付了。 虽然身为敌军，但是李成桂对阿只拔都的勇猛颇为欣赏，于是他命令李之兰将其生擒，然而李之兰的一席话顿时让李成桂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之兰说：“若要生擒此人，必然会造成我军的伤亡，而且他戴着头盔，护着脸，根本没有可以射穿的地方。” 李成桂望着阵前的阿只拔都，思忖了片刻，然后说道：“我来射他头盔的顶子，若头盔脱落，你便立刻将其射杀。” 说罢，李成桂便一跃而上，骑上战马，举起弓箭，一箭射了过去，正中阿只拔都头盔的顶子，头盔偏向了一边。阿只拔都慌乱中急欲扶正头盔，李成桂再射一箭，又射中其顶子，头盔脱落，紧接着李之兰拉开弓箭，一箭射穿了阿只拔都的太阳穴。刹那间，阿只拔都从白马上坠落，气绝身亡。
首领的死亡，让倭寇完全失去了斗志，他们纷纷扔下武器，往山上狂奔，然而山顶是绝路，只顾逃命的倭寇慌不择路，结果反而将自己逼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 此时的高丽人可不想放过这些杀人如麻的强盗，除了七十多人逃出生天之外，其余的倭寇被高丽人全部剿杀。 这场战役，高丽人大胜，俘获敌军战马一千六百多匹，史称“荒山大捷”。据史载，战场附近的河流都被倭寇的鲜血染红了，过了六七天，河水中的血色都没有褪干净。
南原山城一战奠定了李成桂在高丽军队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而此战之后，盘踞在壹岐岛的倭寇势力也元气大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无力侵扰高丽沿海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