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脂砚批语,常常说到一个艺术用语,叫作“特犯不犯”。此是何义?盖谓雪芹专门喜欢自寻这种难题——故意要与前文相犯,显有某种重叠之处,可是在他写来,却又各有特色,各有精意,虽似有同,实又有异。比如只这看戏一节,前番是点戏,是请贵人按自己的心意去“圈定”节目;而此次是拈戏,全不由人作主。两番的戏目,又有其相同之点——就是都隐寓着全部书的大局要旨,可是细一寻按,又两番各有特异之处。这正是雪芹擅长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手法。这是很难的事,俗手不敢如此自己难自己,勉强要作,结果也会是令人徒有叠床架屋之感,略无柳暗花明之致。
2.元妃省亲时点戏戏目:
第一出《豪宴》 第二出《乞巧》
第三出《仙缘》 第四出《离魂》
荣府打醮时拈戏戏目:
第一本《白蛇记》 第二本《满床笏》
第三本《南柯记》
脂砚批语揭明,省亲时四出戏依次寓意是暗伏全部书的四大关目,即:伏贾府之败,伏元妃之死,伏甄宝玉送玉,伏黛玉之死。依此可推,打醮时三出戏必然也有寓意可寻。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两组戏目的所伏之事,都是隐寓贾府的盛极而衰现。这是两者相同的一面。但也有相异的一面,即是前组中家势败亡和宝黛之不幸两条线交糅在一起,而后组则只是隐寓家势败亡的一面,并没有宝黛之事显示于戏目之中。
再一点不同之处,是省亲时“正场”演罢之后,还有“加码”,又找补了一出《相约相骂》;而打醮因是“神前拈戏”,自无追加之理。《相约相骂》,也是暗寓黛玉之事。
3.比如省亲一回,戏目里既有了宝黛之事的隐寓在内,书文中则一字不及;而打醮一回,戏目里不涉宝黛之事,可是书文中却明写二人因到清虚观而引起的一场特大风波,前讲已经讲过。即此以观,同而不同,不同而又实同,——说明了凡一涉元妃的场面,实际上却总是暗中与宝黛之事大有关联。
若从这一角度再来重读张道士提亲的文章,必然对雪芹的文心又增添一番体会。
说到此处,不妨作一“小结”,所得结论是:元春对于荣府的命运和宝黛的姻缘,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人物。平安醮,却中含无限不平不安之兆。
然而,元春对贾府败亡的关系,容易理解;至于她对宝黛婚姻大事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至今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实应另设专讲细论才行,此刻只能单说一点:那元春在游幸大观园点戏时,最欣赏的是龄官这个女孩子,所以才特谕着她加演一出——贾蔷让她演《游园惊梦》,她执意不肯,这才改演《相约相骂》。而这龄官(就是“画蔷”的主角)不但性格属于“黛玉类型”,就连相貌也酷似黛玉,——书中明叙大家都看出她扮上戏,活像林姑娘,只不敢说出口来,却被湘云不管不顾,一口道破。再者就是黛玉后来在中秋月夜与湘云联吟时告诉湘云说:像凸碧山庄、凹晶溪馆等等许多匾额,都是当日宝玉未曾题完时由她补题的,贾政看了十分喜欢,就都采用了(当然也是要奏请元妃同意的)……
4.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春对于黛玉并无恶感,正是非常爱赏于她。可是不知由于何故,等到赐下红麝串的时候,不是黛玉与宝玉的赐品相同,却是宝钗与宝玉的一样。因此宝玉才十分疑心,说:“别是传错了吧?”
看来,隐隐约约,此中大有文章了!又由此可知,打醮一回书,特笔涉及宝黛,非无故矣!
5.原来,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变。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皇族内四家老亲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许多人联合密谋,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机构,准备推翻乾隆(旧恩怨还是在报复雍正的残杀骨肉),至此暴露,获罪者不计其数。到次年,乾隆又举行“秋狝”,在围场又遇到庄亲王王子的密计,险遭不测,幸被发现,将主犯囚禁后,假装无事,照样行围,以安人心。这种历史事态,曲折地反映入于小说之内。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随驾到口外围场期间,事变猝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
这就是“望家乡、路远山高”的真情和痛语。
6.这也就是她的簿册判词所说的——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虎兕,语出《论语》,两种力最大的兽,比喻二强相斗。元春死于非命,年方二十。
元春归省,自己点的四出戏,第二出是《长生殿》,脂砚斋批语也点破了:这出戏暗伏了元春之死。这怎么讲?原来此戏演的是唐明皇、杨贵妃的事迹,杨贵妃正是死在随明皇入蜀逃难的路上,被迫缢死的!
李义山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
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